在中国史学史上，如果说《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典范，那么《资治通鉴》则树立了编年体通史的丰碑。这部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鸿篇巨制，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从战国三家分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编纂宗旨，使其不仅是史学经典，更成为历代帝王将相的治国教科书。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他自幼酷爱史学，深感纪传体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希望有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史，便于读者通览古今兴衰之迹。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撰成从战国至秦的八卷《通志》进呈宋英宗，英宗大为赞赏，命其继续编纂，并允许在崇文院设立书局，自行挑选助手。宋神宗即位后，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先后邀请刘攽、刘恕、范祖禹等著名史学家参与编纂，分工协作，历时十九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告成。此时司马光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其艰辛可见一斑。
《资治通鉴》的编纂有一套严密的流程。首先由助手们根据各种史料编成“丛目”，即按年月日排列的事件提纲；然后在此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编成“长编”，即详细的史料汇编；最后由司马光亲自删削定稿，统一文风，撰写考异。据估计，全书参考了三百多种文献，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别传、奏议、文集、谱牒、墓志等。司马光对史料极为审慎，遇到记载歧异之处，必加考辨，撰成《通鉴考异》三十卷，说明取舍理由。这种“长编考异”的编纂方法，开创了史学编纂的新范式，为后世史家所效法。
《资治通鉴》在体例上继承和发展了编年体传统。编年体史书起源甚早，《春秋》《左传》即为编年体，但此后长期被纪传体遮蔽。司马光复兴了编年体，并加以完善：一是时间断限明确，每年先标年号，下列大事；二是重要事件虽跨年仍保持叙述完整，不以年次割裂，如赤壁之战一事，集中叙述于建安十三年，而不分散于各年；三是对于人物生平，在人物首次出现时作简要介绍，死后作总结性评论，弥补了编年体难以完整记述人物一生的缺陷。这些改进使编年体更加成熟和完善。
《资治通鉴》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强烈的“资治”取向。司马光编史，不是为了单纯的史料考据，而是希望通过历史兴衰的叙述，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全书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开篇，司马光在此写下长篇史论，认为天子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护名分，三家分晋而周天子予以承认，是自毁名分，开启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一开篇，奠定了全书以礼制、名分、纲纪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整部书中，司马光每到重大关节处，必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评论，分析得失，总结教训。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如何选拔和使用人才，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如何防范权臣篡位，如何减轻百姓负担，如何应对外族入侵等。这些评论虽针对历史，实则指向北宋的现实政治。
《资治通鉴》在叙事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成就。司马光文笔简洁流畅，叙事清晰有条理。对于重大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安史之乱等，他能抓住关键环节，写清来龙去脉，读来如同小说般引人入胜。在人物描写上，虽不如纪传体那样集中刻画，但通过散见于各年的言行记录，也能使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如写唐太宗李世民，从晋阳起兵、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一个英明果断而又心狠手辣的君主形象跃然纸上。
当然，《资治通鉴》也有其局限。一是由于司马光的政治立场，书中对王安石变法所涉及的某些历史问题（如汉代“盐铁论”中的财政政策）的评论带有偏见。二是全书以儒家正统观念为准则，对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过于道德化，有时失之简单。三是在史料选择上，司马光更重视正史和官方记载，对于民间传说和野史笔记使用较少。此外，全书不立“表”“志”，对于典章制度的演变交代不够清晰，需要结合正史中的“志”来阅读。
《资治通鉴》的续作和注释也值得关注。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九朝历史；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承接《通鉴》至元末。对《通鉴》的注释，以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最为精审，胡注不仅解释字音词义，更对地理、职官、典制详加考证，成为研读《通鉴》的必备参考。
《资治通鉴》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史学经典中的经典。清代史家王鸣盛称其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近代学者梁启超誉之为“天地一大文”。直到今天，《资治通鉴》仍然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兴衰、治国经验的最佳读物之一。毛泽东一生酷爱《资治通鉴》，反复阅读，圈点批注。这部书的魅力在于：它不只是史料的堆砌，更是一部关于权力、人性、制度、变革的深刻思考。读《资治通鉴》，如同与司马光对话，听他讲述一千三百多年间王朝更替、人事代谢的故事，从中感悟那些超越时代的智慧。正如宋神宗赐名所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这正是史学永恒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