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及其他诸侯国的历史大事。这部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的经典，文字极为简练，全书不过一万八千余字，却开创了中国史学编年记事的传统，被后世尊为“经”。因其文字过于简略，后人难以理解，遂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部解说之作，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之名，取义于“春秋冬夏，错而成岁”，古人以春秋代表一年四季，故以“春秋”名史书。其记事体例按年月日顺序排列，每事记录极简，少则一字，多则数十字，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寥寥九字，即概括了一场重大政治军事事件。这种微言大义的笔法，后世称为“春秋笔法”，即在客观叙述中寓褒贬、别善恶，通过遣词造句的选择表达作者的价值判断。例如，同样是杀人，书“杀”表示有罪当杀，书“弑”表示臣杀君、子杀父的大逆不道，书“歼”则表示自相残杀。这种一字褒贬的叙事方式，对后世史书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春秋》过于简略，至汉代已几乎无法通读，于是出现了三部解释《春秋》的著作。《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为左丘明所作，以叙事为主，详细补充了《春秋》所记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言行、战争经过等，文字优美，叙事生动，兼具史学与文学价值。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春秋》仅此一句，《左传》则详细叙述了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权力斗争的全过程，以及庄公与母亲姜氏“黄泉相见”的曲折故事，使读者对事件有全面了解。《左传》不仅补充了大量历史细节，还引用了许多当时的占卜预言、外交辞令和人物评论，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最重要的史料。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传，汉代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写定。与《左传》注重叙事不同，《公羊传》注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逐字逐句解释经文含义，尤其关注《春秋》中的义例和褒贬。如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解释，《公羊传》着重分析为何称“克”而不称“杀”，认为“克”字揭示了郑庄公作为兄长本应教导弟弟，却故意纵容其恶行然后加以诛杀，其用心比直接杀弟更为险恶。这种解释方式体现了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哲学，强调君臣大义、华夷之辨，对汉代政治思想影响极大。《春秋榖梁传》风格介于《左传》与《公羊传》之间，既补充史实，又阐发义理，但理论深度不如《公羊》，叙事生动不如《左传》，故地位稍逊。

《春秋》三传之争是中国经学史的重要线索。汉代公羊学立于学官，公羊家董仲舒将《春秋》灾异与天人感应结合，为汉武帝的政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西汉后期，《榖梁传》一度得势。东汉以后，《左传》渐受重视，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成为后世研习《左传》的通行注本。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庄存与、刘逢禄重新阐发公羊学，康有为更以公羊“三世说”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可见《春秋》学在历史上的政治影响力。

对于现代读者而言，《春秋》三传提供了进入春秋历史的三种路径。欲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首选《左传》，其叙事之生动在中国史学史上罕有其匹。欲理解汉代政治思想和经学诠释方法，则需研读《公羊传》。而将三传对照阅读，更能体会同一历史事件如何被不同立场、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和解释，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史学训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士人阶层的崛起和百家思想的酝酿，都在这部编年史的记录中留下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