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史记》开创了通史体例，那么《汉书》则确立了断代史的典范。班固以西汉一代为断限，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部巨著继承《史记》的体例而加以完善，成为此后正史的标准样式，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有感于《史记》之后续作多有不足，曾撰写《后传》六十五篇。班彪去世后，班固继承父业，开始编撰《汉书》。有人上书朝廷控告他私修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被查抄。其弟班超上书辩解，汉明帝阅读书稿后，欣赏班固的才华，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命其继续修史。班固历时二十余年，基本完成《汉书》的撰写。和帝永元四年，班固因窦宪案牵连下狱，死于狱中，此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由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成。一部《汉书》，凝聚了班氏两代三人（班彪、班固、班昭）的心血。

《汉书》全书一百篇，八十余万字，体制上沿袭《史记》而有所调整。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将汉代封王事迹并入列传。全书分为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与《史记》相比，《汉书》的最大特点是断代为史，只写西汉一朝，使史书内容更加集中深入。这一体例创新影响深远，此后历代正史皆以《汉书》为范，各朝修各朝之史，形成二十四史绵延不断的史书体系。

《汉书》的史料价值极高。班固撰写西汉历史，占有比司马迁更丰富的官方档案材料。他能够利用西汉皇宫中保存的“石室金匮”之书，包括皇帝的诏令、大臣的奏议、官员的履历等第一手档案。对于汉武帝之前的历史，《汉书》多沿袭《史记》而有所补充订正；对于武帝之后的历史，则主要依据官方档案和班彪《后传》等材料撰写。此外，《汉书》在《艺文志》中著录了当时存世的各类典籍，成为研究先秦至西汉学术史的基础文献；在《地理志》中详细记载了西汉的行政区划、人口数量、物产风俗，是研究汉代历史地理的核心史料。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的史学思想有明显的差异。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敢于批评汉武帝的种种过失；班固则更多站在东汉官方立场，对西汉皇帝多颂扬，批评有所保留。司马迁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班固则恪守儒家正统，在《汉书·艺文志》中批评道家“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态度鲜明。这种差异反映了东汉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也使《汉书》在思想深度和批判精神上略逊于《史记》。

但《汉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长处。首先是体例严谨，结构更加规整。司马迁行文奔放，常有逸出体例之处；班固则严格遵循体例，全书统一协调。其次是文字典雅，用词典雅凝练，代表了东汉文章的风格。再次是史料丰富，尤其志、表部分，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汉书·食货志》系统记载了汉代经济政策和农民生活状况；《汉书·刑法志》梳理了汉代法律制度的演变；《汉书·五行志》虽充斥灾异迷信，但保存了大量自然现象记录，成为研究汉代气候、地震、瘟疫的宝贵资料。

《汉书》中的一些篇章，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苏武传》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牧羊北海，始终持汉节不失，其忠贞气节感人至深。《霍光传》写霍光辅政，功高震主，最终家族覆灭，其兴衰过程引人深思。《李广苏建传》写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为之辩护而遭刑，此中曲折令人唏嘘。班固在人物描写上虽不如司马迁生动传神，但其叙事更加详实，议论更加周详，具有另一种风格的力量。

《汉书》与《史记》并称“史汉”，历来为学者并重。欲治西汉史，必读《汉书》，其史料之丰富、体例之完备、考订之精审，至今仍是研究西汉历史的最基本依据。而将《史记》《汉书》对读，不仅可明秦汉历史，更能体会两代史家不同的思想境界和史学追求，这种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史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