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后汉书》以其独特的成书过程和卓越的编纂艺术，占据着重要位置。这部记载东汉一百九十五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南朝宋范晔在前人多种东汉史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范晔因政治原因被杀时，全书尚未完成，今天我们所见《后汉书》中的“志”部分，是后人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补入的。这种特殊的成书过程，使《后汉书》既有范晔的文采史识，又有司马彪的典章制度之长，堪称珠联璧合。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出身世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他在政治上不得志，被贬为宣城太守期间，“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开始撰写《后汉书》。后来卷入皇室权力斗争，以谋反罪被处死，年仅四十八岁。范晔临刑前，对自己未完成的著作深表遗憾，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评《后汉书》“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虽为自负之言，却也道出了此书的价值。

范晔编纂《后汉书》时，前人关于东汉历史的著作已有十数种之多，包括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等。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增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史记》《汉书》相比，《后汉书》在体例上有两个创新：一是创立《皇后纪》，因东汉中后期多幼主即位，太后临朝称制成为常态，设《皇后纪》更符合东汉实际；二是增设《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列女》等类传，其中《列女传》收录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史学家班昭以及蔡文姬等杰出女性，突破了此前正史不为女性立传的传统。

《后汉书》在史料取舍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剪裁，详略得当。范晔对东汉政治的核心问题——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士大夫的清议与党锢之祸——着墨最多，而对次要事件则简略带过。这种处理体现了范晔对东汉历史关键脉络的准确把握。他对党锢之祸的记载尤为精彩，详细记录了李膺、范滂等党锢名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以及他们在狱中从容就义的情景，读来令人动容。范滂临刑前与母亲诀别，其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

范晔在人物评论上也有独到之处。每篇传记末尾的“论曰”和“赞曰”，文笔犀利，见解深刻。他善于将人物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不苛求古人。在《班固传》论中，他既肯定班固“文赡而事详”的史学贡献，又批评其“不激诡，不抑抗”的得失。在《荀彧传》论中，他深刻分析了荀彧辅佐曹操又反对其称帝的矛盾心理，认为荀彧“欲因际会，以自奋立”，其悲剧在于“以仁义为本，而不能全仁义”。这种深入人物内心的分析，在正史中并不多见。

《后汉书》收录了大量当时的文章奏议，保存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如《仲长统传》收录其《昌言》中的《理乱》《损益》《法诫》三篇，系统批判了东汉末年的社会弊病；《王符传》收录其《潜夫论》中的《贵忠》《浮侈》等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崔寔传》收录其《政论》，分析了东汉政治衰败的原因。这些文献本身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范晔将它们收入传记，使《后汉书》兼具史料汇编的功能。

《后汉书》也有其局限。范晔撰史时，不少材料已经亡佚，他主要依据的《东观汉记》等书多有缺漏，故《后汉书》在史实上不如《汉书》详实。范晔个人对名士的偏爱也影响了史料的取舍，他对党锢名士浓墨重彩，而对其他人物相对简略，使《后汉书》带有一定的“名士传记”色彩。此外，范晔死时《后汉书》尚未定稿，部分篇章可能存在疏漏，这也是后世需要留意的问题。

尽管如此，《后汉书》仍然是研究东汉历史的核心史料。它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历来为学者推重。范晔“以文采著称于时”，其文字清新流畅，叙事生动传神，使《后汉书》在史学价值之外，亦具文学欣赏价值。读《后汉书》，不仅可知东汉兴衰之由，更能感受那个时代士人的风骨与气节，体会中华文化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