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昆山人，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黄宗羲（1610—1695），余姚人，字太冲，世称梨洲先生；王夫之（1619—1692），衡阳人，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这三位，都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同时也是不与清廷合作的明代遗民。他们的学问不限于皓首穷经的记问传注之学，对重大的社会政治议题都有深刻而极具批判性的见解，因此成了很多人的偶像，也成了很多人的敌人。

但是，顾、黄、王三儒声势虽然显赫，特别是顾炎武、黄宗羲，生前就已经誉满天下，将他们送入孔庙的提请却相当之晚。

光绪二年（1876），署礼部左侍郎郭嵩焘提议从祀王夫之；光绪十年（1884），江西学政陈宝琛提议从祀顾炎武、黄宗羲；光绪十七年（1891），湖北学政孔祥霖再次提议从祀王夫之。三次提议均被驳回。

光绪三十三年（1907），御史赵启霖提议，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经过激烈的辩论，次年九月一日，终于奉旨允准，延续了三十多年的三儒从祀之争以主从派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三位最著名的明代遗民也在王朝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被统治者送进了官方意识形态系统的最高神殿。今天，在曲阜和台北的孔庙中，都能在两庑看到三儒神位。

曲阜孔庙两庑（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1919年）

这场争论几乎与光绪一朝相始终。无须列举在这三十多年里发生了多少重大的、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件，也能想象孔庙这个本来高居国家礼乐系统最高等级的殿堂，在日甚一日的危局中日渐边缘化的处境。但是，却有这么多的人——上至最高统治者和枢臣，下至中下级京官乃至社会上的一般士人，其中既有政治立场倾向于维护现有体制的所谓“保守派”，也有主张渐进代议制改革的所谓“立宪派”，还有主张反满共和的所谓“革命派”，都曾参与到这场争论之中。

议礼古称聚讼，本来与礼制有关的讨论就非常容易引发争议，历代从祀孔庙的儒者，固然有些悄声无息就位列两庑，但也很有一些经历过极其复杂的讨论，比如王阳明；有些甚至还出现过反复，送进去又撤出来，比如王安石。但是，顾、黄、王三儒的从祀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议礼”的范畴。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顾、黄、王三人都接受过南明小朝廷的官职，都参加过抗清的斗争，都终身未在清朝做官。乾隆时代的禁书里面，三人都有不少著作名列其中。即便经过禁毁、改窜，三人著作中政治态度之激烈，也很容易从字里行间捕捉到。黄宗羲、王夫之不必说，即以冷静考据而著称的顾炎武《日知录》，连编《日知录集释》的黄汝成都说它“偏激”。

何以在国家危亡之时，围绕从祀孔庙这一“不急之务”会有这么多的争论？同样的历史人物，如何被不同的政治势力当作“资源”，赋予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意义？顾、黄、王当时正是在士人中间日渐成长的新兴偶像，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系统如何应对这些新神？孔庙这样的传统意识形态工具如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新的内涵又如何作用于工具本身？像王夫之这样，主要由湖南地方人士所推动的地方文化象征，如何通过权力运作而成为普遍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