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霖是湖南湘潭人，有学者据此认为，赵启霖的本意是争取从祀王夫之，之所以也拉上顾炎武和黄宗羲，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一乡阿好”的嫌疑。这种说法可能来源于胡思敬：“启霖湘潭人，夙宗仰船山，欲续成嵩焘未竟之志，而难于措辞，乃并援顾、黄二先生以请”。其实不论“援顾、黄二先生”是赵启霖的本意还是权宜的策略，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单单请祀王夫之，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且，即使这种说法符合赵启霖的初衷，在其后发生的争论中，地域也不再是能够发生实际影响的因素。

与郭嵩焘、孔祥霖的奏折不同，赵启霖的奏折中没有“湖南论述”，或许是为了避免“阿一乡之好”的嫌疑，但此次请祀过程中王夫之的地方色彩确实是大大淡化了。只有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礼臣的覆奏中，称“夫之著书行世较晚，而咸丰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算是以前思路的一点痕迹，但是语气已经缓和得多。朝臣的议论中也极少有人提到王夫之对湖湘士人特别是中兴将帅的影响。在各部呈递的26件说帖中，只有法部侍郎绍昌称“咸同以来中兴将相半出名儒，世多以谓三儒实开其先，而江湘人士，得力于王、顾遗书者为多”，把“将相”与“名儒”的重叠归功于顾、黄、王三人，算是孔祥霖前说的扩大版。

即使这偶然一见的议论，其立论的目的也已经与前述郭嵩焘、孔祥霖之说大不一样：后者是在强调作为“一乡之士”的王夫之对于曾国藩等“国家功臣”的意义，前者的重点则在于“天下士”王夫之对于本乡名儒的先导之功。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一在于王夫之声望的提高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他作为“天下士”的身份已经奠定；二在于争论的焦点发生了转移，支撑王夫之历史地位的不再是开创有清一代湖南的文运，而是其“经世之学”对于应对现实危机的作用，反对王夫之从祀的出发点也不再是地域之间的竞争，而是《黄书》的“离经叛道”，特别是其中与反满思潮有着直接关系的民族主义倾向。

不惟王夫之，在顾炎武、黄宗羲从祀争论中出现过的南北问题也不复存在了。从当时主从与主驳双方的地域关系来看，主张应予从祀、并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张之洞、袁世凯都是北方人，而极力反对的孙家鼐却是南方人。另如主张从祀王夫之而黜顾炎武、黄宗羲的胡思敬是江西新昌人，反对三儒从祀的法部主事梁广照是广东广州人。时代危机的深化与社会改革的推进所引发的矛盾，已经超越了地域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