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有关三儒学术的讨论仍然费去了相当的笔墨，但在这个方面，支持者和反对者提出的论证都没有超出前次请祀的范围。

关于《四库提要》所指三儒著述的瑕疵，法部左侍郎绍昌、右侍郎张仁黼联名的说帖称，以前的主驳者以《四库提要》为准的，议准者则奉《国史儒林传》为依归，但是“论其书自应以《提要》为断，而论其人则当以《儒林传》为断”，因为对著作进行评骘，乃是《提要》的体例使然，并不能作为判断应否从祀的标准，而《国史儒林传》则对三人称扬备至，“称道如此，绝无间然”，理应从祀。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京畿道监察御史沈潜联名的说帖亦就《四库提要》对三儒著作的批评进行了类似的辩解，称《四库提要》几乎对所有的著作都有批评，包括朱子本人，并无碍于朱子身任道统的地位，对于三儒亦应作如是观。而对于三儒学派不一，不尽笃守程朱的断语，支持者或称道统广大，不必尽属同一学派。陆军部主事裘冕群即称，“三儒行迹或不免少殊，心术则终无歧致”，或称三儒之学虽渊源不同，要皆归于程朱。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少卿刘若曾联名的说帖就说，王夫之的《正蒙注自序》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异同，对于朱子推崇备至；黄宗羲虽然出于阳明之学，但是晚年深造有得，“颇悟良知之非，谨守慎独之义”，所著《孟子师说》并不全用阳明的说法，而称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可见其倾向；至于顾炎武，则引用《国史儒林传》的话，称其为学“一以朱子为宗”，总之三儒尽属程朱一脉。其实无论三儒的形象经历了何种变迁，历来都无人将他们视作纯粹的理学家，之所以朝廷之上广泛出现这样的言论，无非是为了迁就孔庙从祀的标准。

支持者的论述少不了称赞三儒学术精纯，各有本源，足以传授道统，例如法部尚书戴鸿慈的说帖称，“夫之神契张子正蒙之说，作《正蒙注》九卷，《思问录》二篇，皆行于世。宗羲学出蕺山，接姚江之派，闻诚意慎独之说，其所著《学案》为后学访求道统之津梁，炎武平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事事皆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切实可行，前时议者谓国史儒林本传篇末特识其在华阴时于灵台观侧建朱子专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是亦可语于传授道统矣”等等。不过，占据更大篇幅的还是将三人之学冠以“国粹”或“国学”之名，或者从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的议论。

赵启霖所述应将三儒从祀孔庙的理由，重在揭出“国学”二字。他首先提出“时世迁变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的大经大法，然后指出，“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幸而“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衔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不过大道之所以绵延不绝，还有赖于“真儒间出，相与昌明而扶植之”，他们理应受到后世的崇祀。国初的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已经从祀孔庙，除他们之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而三儒“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应当予以一并从祀，“以树薄海之仪型，俾远近闻风者咸知以希贤希圣为心，自不至叛道离经，荡轶于礼法之外”，实可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换句话说，孔庙从祀诸儒就是“国学”的代表人物。

礼部侍郎郭曾炘支持将三儒一并从祀的理由有三，其中之一是“维中学”：

中华声明文物开化最先，自西书盛行，学徒见异思迁，浮薄之流至有蔑弃彝伦，鄙夷宗国，故深识者常以保存国粹为思。然训诂之学多墨守而鲜通，性理之书或习传而滋伪，末流之敝适启后学之疑。惟夫之、宗羲、炎武其书多合于教科，其识能通夫时变，根柢六籍，旁涉九流，治旧闻者可资为津逮，讲新学者亦不能出其范围，倘荷圣明表彰，益坚群伦信仰，微言大义或不致终蚀于旁行画革之书，是可以维中学也。

这段话透漏出顾、黄、王三人被作为“中学”代表的理由：不仅“合于教科”，而且“通夫时变”，不仅“根柢六籍”，而且“旁涉九流”，既没有汉学的琐碎之敝，也可免宋学的空谈之讥。无论是“治旧闻”还是“讲新学”，都可以三儒为榜样。对他们进行表彰就可以维持中华文物声明的“微言大义”而不坠，坚定群伦对于“中学”的信仰。

不过“国学”也好，“中学”也罢，都不及“国粹”被提到的次数多。

由学部左侍郎严修、学部右侍郎宗室宝熙、署邮传部左侍郎吴郁生、大理院正卿定成、大理院少卿刘若曾等联署的奏折称：“方今新学日盛，礼教寖衰，若夫之宗羲之志节忠贞，寔足以辟乱党无君之邪说，经史博洽，尤可以彰保存国粹之正宗。”陆军部主事裘冕群的说帖称：“本朝经师追源先导，无不交口同声，推尊三儒。今者西学盛行，经义就晦，既贻数典忘祖之羞，复有叛道离经之惧，倘不明其宗尚，何以范我驰驱，此言乎国粹之宜祀者也。”礼部侍郎张亨嘉对三儒从祀有拟奏一篇，张之洞亲自加入“三儒秉性忠贞……沉潜经史，尤可以彰保存国粹之正宗”，入祀庙廷可以“光昭圣道，亦藉以崇正学而塞横流，洵于今日世道人心大有裨益”等等，都显现出在中西学战的背景下，朝廷急欲采取行动以挽回中学颓势的愿望。而顾、黄、王三人的思想学说既合乎时代变革的需要，又脱胎于中国原有的经史之学，不但是“国学”，而且是“国粹”。

西学侵入不始于二十世纪，但是直到此时“保存国粹”才成为一种思潮。固然是因为西学传入的规模和速度都大大提升，但更重要的是，清末新政开始以后，政府决心以西方模式（尤其是日本模式）来改革政治制度，政治转型必然引起学术的变化：中学不再被悬为朝廷功令，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按照西方学科分类而设置的“时务”。特别是科举制废除以后，中学可能会被废弃的前景更加引起维持中学者的忧虑。

因此，二十世纪初出现了要求保存本国学术、延续本国文化的普遍呼声，它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保存国粹”。但是，既云“国粹”，那么“国学”中何者为“粹”、何者为“糟”，立刻就成为一个问题。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在历代先儒中“脱颖而出”而成为“国粹”的代表性人物，背后各有各的原因，不过同样是“国粹”，在不同的人物、派别眼里却有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一点在顾、黄、王从祀的历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具体而言，“国粹”的具体内涵可以有这三个层次：

第一，是凸显“国族”的意义，亦即站在反对异族统治（无论是满洲还是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强调那些代表本民族特征、体现民族气节的人物和思想；

第二，是延续本国思想传统以抵抗外来文化入侵的努力，这种思路把“学”当成“国”存在的根据，既承认引入西学的必要，也强调维持中学的意义；

第三，继续传统儒者的思路，仍把中学（主要是儒家经传）看作是普遍适用、唯一正确的真理。

代表第一种倾向的，主要是章太炎、黄节等“国粹派”人物；第二种倾向则在政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张之洞等人是其代表；持第三种思路的人较为“小众”，他们主要是作为政治变革与思想转化的反对派而存在。不过，在对顾、黄、王的认知上，这三种倾向却同时并存，各派都把他们当成符合自己期望的历史人物而加以表彰。

二十世纪初，保存国粹的呼声不仅仅出现于在野的士人群体中间，清朝官方也进行了不少“体制内”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张之洞。

张之洞是废科举的坚定支持者，但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在提出开办学堂、渐停科举设想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式学堂应当兼顾中西学问的原则。他在题为《请试办递减科举折》的奏折中说：“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次年，在张之洞参与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又特别提出“保存古学”与“保存国粹”，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并说：“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并将中学能否存续与中国的根本存亡联系起来：如果中国的经书“始则无人肯读，三十年后则宿儒已尽，后学茫然，必致无人能解，从此经书废绝，古史亦随之，中国之理既亡，中国岂能自存乎！”

但是，几年以后，学部却报告说，经学本是中国固有之学问，可是“自近年学堂改章以来，后生初学，大率皆喜新厌故，相习成风，骎骎乎有荒经蔑古之患……实与世教学风大有关系”。（《奏拟选科举举人及优拔贡入经科大学肄业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的一贯主张，但是面对西学大举入侵的局面，在操作层面上如何保存中学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科举制废除以后，新式学堂兴起，“后生初学”的出身途径发生了变化，中学失去了朝廷功令的后盾，不再能直接带来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因此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这种情况引起张之洞很大的忧虑。他对于中学存亡的忧心，促使他在湖北设立存古学堂，宗旨就在于保存“国粹”。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九日（这也正是三儒从祀的争论在北京激烈进行之时），张之洞上《创立存古学堂折》，并向学部咨送了《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对于开办存古学堂的意图，他说得很清楚：

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人心如是，习尚如是，循是以往，各项学堂于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止视为具文，有名无实。至于论说文章、寻常简牍，类皆捐弃雅故，专用新词，驯至宋明以来之传记词章皆不能解，何论三代。此如籍谈自忘其祖，司城自贱其宗。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

但是存古学堂的开办并不顺利，先是师资问题难以解决，先后延请的孙诒让、缪荃孙、曹元弼等人都不愿就职，孙诒让甚至说：“课保粹是要义，现以救危亡为急，此举似可略缓。”似乎连这些在一般印象中比较重视旧学的人也对张之洞的立场不以为然。

办学的困难并未冲淡张之洞保存国粹的热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张之洞被召进京，入值军机，九月又管理学部，之后多方努力，力图维护已经失势的旧学。1908年11月6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张之洞特别要求礼部的司官对于“关于保存旧学之折奏条陈，必须详加讨论，以定准驳，不可轻率从事，致使轻重失当”。只有在这个思想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张之洞如此坚定地支持将三儒从祀孔庙。

不仅如此，光绪三十三年三儒从祀孔庙的最初提议人赵启霖也是张之洞保存国粹的坚定支持者，并在同年担任四川提学使，主持创办了四川存古学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国粹”之代表而被送入孔庙，“道统”退隐，“国粹”显现，三儒从祀的历程折射出思想坐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