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从祀孔庙的提议被正式提交朝廷之前，已经有一些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将他们中的某一位或两位从祀孔庙的设想。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的好友、湖南湘潭人欧阳兆熊在与曾国藩讨论刊刻《船山遗书》的通信中，建议曾国藩利用其礼部侍郎的身份，奏请王夫之从祀孔庙。欧阳兆熊的原信尚未发现，只有曾国藩的复信一通，透露了请祀的信息及其阻碍：

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数以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从之矣。大儒有灵，此等迟速盖有数存，未可率尔也。

据曾国藩的回信，奏请王夫之从祀的障碍有三：其一是按照惯例，从祀文庙一般由地方长官提议，礼部只负责核准，所以他虽然身为礼官，并不是提议的合适人选；其二是当时从祀比较频繁，两年中宋代谢良佐、李纲先后从祀，曾国藩担心如果再请祀王夫之，会遭到轻视；其三是在作为官方文本的《国史儒林传》中，王夫之仅处于第二位，而居首的顾炎武尚未从祀，容易给反对者以口实。曾国藩计划将来等顾炎武请祀的时候，一并将王夫之呈请，则入祀孔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就在欧阳兆熊和曾国藩讨论王夫之从祀的时候，顾炎武的声望正如日中天。道光二十三年（1843）顾炎武祠建成，京师名士一年三次前往会祭，规模常达数十人。曾国藩不但与这些士人交往甚密，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报国寺中，对顾炎武崇拜的新潮少不了耳濡目染，只是出于避免诗酒征逐的自我要求，他才没有列名顾祠会祭名单。在此前后，清朝官方的《国史儒林传》正在修撰，许多人相信顾炎武名列第一，更助推了顾炎武的影响。

曾国藩不止一次表达过想要将顾炎武从祀孔庙的愿望。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荃写信给曾国藩，提到方苞从祀孔庙的事。这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回信表示反对。他举出公私两方面的理由：

从公而言，方苞一生曾有两次获罪：一次是牵连到戴名世《南山集》大案，方苞被下入刑部大狱，《狱中杂记》就是这时候写的；一次是族人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案，方氏合族被编入旗籍。如若提请从祀，应该查明谕旨，说明何时获罪、何时昭雪，特别是国史本传如何记载，否则肯定会被严旨驳回。此外，最近从祀之案过于频繁，前一年朝廷刚刚声明以后要从严掌握，现在就破例的可能性很小。

从私而言，曾国藩对方苞的评价也没有那么高。他说方苞在经学方面虽然勇于自信，但其他大儒对他多不认可。《四库总目》中对方苞颇有微词，《皇清经解》卷帙浩繁，甚至连方苞的“一册一句”也没有收录。至于方苞的古文，曾国藩说自己只是“少年好之”，现在已经别有宗尚了：论学问，推崇顾炎武、王念孙两位；论经济，则推陈宏谋。假如要奏请从祀，曾国藩会优先推荐这三位，至于李光地和方苞，还要往后排一排。

曾氏兄弟讨论方苞从祀之时，曾国荃正在围攻安庆，与太平天国的战事极为吃紧。就在两日前（六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致曾国荃的信中有言“戎马仓皇之中，为此俎豆馨香之举，可谓好整以暇，然多不合例处，仍当批驳也”，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曾国荃想要提请从祀桐城人方苞，向本地士大夫示好的意图清清楚楚。可惜他这时还只是在战事中崭露头角，于繁琐的行政程序并不在行，不巧又碰上那位务实的乃兄：曾国藩以个人学术偏好否决了曾国荃的阵前提议，可见他并不认为从祀乡贤会对战事有多大的影响。

终其一生，曾国藩没有正式提出任何关于从祀孔庙的奏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