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安（今属浙江湖州）陆心源（1838—1894）写过一篇《拟顾炎武从祀议》，提出应将顾炎武从祀孔庙。这篇拟议的写作年代已经无可稽考，最早见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福州重刊的十六卷本《仪顾堂集》，但不见于八卷本的初刻《仪顾堂集》。文中称“自皇上中兴以来”，指的应当是“同治中兴”，因此只能确定撰写于同治年间。

陆心源是清代重要的藏书家，他终生最服膺顾炎武，甚至认为三代以下罕有其匹。作为顾炎武的超级粉丝，他的堂号就叫“仪顾堂”，文集自然也就成了《仪顾堂集》。

作为“拟议”，陆心源这篇文章写得滴水不漏。他先说程朱之学阐明道统之功，接着批评其空谈心性之弊。顾炎武则“不争坛坫，不立门户，其学一以朱子为宗”，具体证据就是他在华阴“建朱子祠以示趋向”。

陆心源举其著作，首称“病明季学者入于狂禅，因取《黄氏日钞》所摘谢氏、张氏、陆氏之言而折中于朱子，曰《下学指南》”，强调顾炎武服膺程朱的一面。在陆心源的笔下，顾炎武以理学“诤臣”的面目出现，亦即通过批评理学的流弊（特别是陆王之学）来恢复程朱正统，目的就为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明季“以聚徒为市道，以讲学为利阶”的时代，“顾炎武出而圣人之道复明”。

以上是学问的方面。在实践方面，陆心源称其“笃于忠孝大节”，比如清朝屡聘不出、六谒孝陵等等。顾炎武的人格榜样作用成效明显，同治中兴的“丰功伟烈，半出名儒，盖炎武有以开其先也”，所以应予从祀孔庙。

最后，陆心源特别指明，假如有人因为顾炎武是“明室遗臣”而加以反对，那么黄道周、孙奇逢也都是同样情况，却已经在道光年间得以从祀孔庙，就是可以比照的先例。陆心源并以“盛世之民”称之，以对冲“明室遗臣”的身份，可谓善于措辞。

陆心源的这篇拟议很可能并没有实际进呈，因为不仅《清实录》没有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也没有类似的文件，关于文庙祀典的几种同时期著作亦没有提到陆心源曾有此请。所以这篇“拟议”大概只是陆心源个人的一个设想，也仅仅停留在“拟”的阶段。

在今日读者心中，顾炎武作为思想史上叛逆者甚至革命者的形象早已稳固。他既对陆王心学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也对程朱理学提出了颠覆性的新见解，开创了考据学的新潮流。但在从祀孔庙的语境中，顾炎武反复被提到的是那些与理学正统相符合的思想和生平碎片，论者千方百计磨去他的棱角。这一场景在后来从祀的过程中会持续上演。

与陆心源大致同时，吴县人潘祖荫在同治十二年（1873）为庞锺璐《文庙祀典考》作序时，列举了历代应当从祀而尚未从祀的大儒，黄宗羲、顾炎武赫然在列。潘祖荫并将二人喻为“苏门之畏友”，表彰他们从另一个方面对理学作出的贡献。顾、黄从祀的动力都在酝酿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