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3）二月，江南道监察御史刘庆上奏，请求朝廷补祀、从祀、复祀若干先儒。
刘庆（1825—1869），字伯众，江西南丰人，咸丰十一年（1861）起任监察御史，其余生平不详。刘庆说，历代从祀，多系诂经、讲学两途，本朝放宽标准，“能辅翼圣经、扶持名教、有关学术人心者皆在从祀之列”，因此他提出三个名单：早应从祀、但是前代漏祀的，是鲁人毛亨、河间颜芝；新提出从祀请求的，是明臣吕柟、杨继盛；曾经入祀、但是后来被罢祀、应该予以恢复的，是汉儒刘向、郑众、卢植。最终的结果是，毛亨、吕柟入祀，其他人被否决。
（一）毛亨
毛亨是秦汉之际研究《诗经》的学者。刘庆说，毛亨作《诗训诂传》，传给赵人毛苌，毛诗传习至今，时人以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但毛苌久已从祀，毛亨却未能进入孔庙。
礼部的覆奏首先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毛诗正义》的考证。馆臣认为，所谓“毛诗”，一般都说是毛苌所传之《诗经》，但《汉书·艺文志》只说了“毛公”，没记名字，《后汉书·儒林传》才说是“毛长”，也不是“苌”，直到《隋书·经籍志》才明确说“《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毛诗和毛苌的关系才固定下来。其实，郑玄《诗谱》已经说了“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也说“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结论是：“今参稽众说，定作《传》（即《毛诗故训传》）者为毛亨”。既然有如此强硬的根据，礼部也就准其从祀，位在东庑伏胜之下。
关于毛亨的从祀，《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二记载了另外一段往事：
时枢，字慎子，号森岩，又号秋鹤，平湖廪贡，官余杭训导，祀乡贤。著《秋鹤诗钞》。枢穷年力学，期通经致用，尝以汉儒毛氏亨有功诗教，上书大府，奏请从祀，格于吏议。同治癸亥，奉旨以毛亨从祀，而枢持论在先，世无知者。
时枢生卒年未详，大约主要活动在道咸年间。他之请祀毛亨，史料中找不到其他证据，姑且存疑。
（二）吕柟
吕柟（1479—1542），字大栋，又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今属陕西西安），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著有《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礼问内外篇》等书。
刘庆请祀吕柟的理由，是说他受业于明儒薛瑄，《明史》本传将他与罗钦顺并称，而罗钦顺已经在雍正年间从祀两庑，不应遗漏吕柟。
礼部对此也没有意见。覆奏还引用《钦定明史》吕柟本传的评论，“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钦顺”，吕柟自然也该享受罗钦顺的待遇。最终，吕柟入祀孔庙西庑，位在蔡清之次。
（三）颜芝
颜芝是周秦之际的儒者，刘庆说他在秦始皇焚书之时收藏了《孝经》，汉初，颜芝之子颜贞献出，共十八章，刘向以颜本与古文相校，最终以十八章为定。《孝经》之传，要归功于颜芝，与伏生传《尚书》可相比拟。
礼部覆奏说，《钦定孝经衍义》引用了邢昺《孝经正义》关于颜芝藏《孝经》的记载，但颜芝之名仅见于此。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倒也记载了秦时有颜芝，却没有事迹。相比而言，伏生的事迹就比较清楚、肯定，颜芝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此予以驳回。
（四）杨继盛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县（今属河北容城县）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因而被害。杨继盛在狱中受刑极为惨烈，是明朝最为著名的忠臣、谏臣之一。
刘庆给他寻找的从祀标准是“扶持名教”，对标的则是文天祥。礼部对杨继盛的事迹并无异议，但他们从《钦定四库简明目录》里找到一句话：“继盛忠烈之士，不以诗文著，亦不必藉诗文传”，这说明“杨继盛并不以著书立说、羽翼圣经见长”，而且故乡容城有杨继盛的专祠、省城保定旌忠祠中也有他的灵位，正符合从祀章程中“忠义激烈者入昭忠祠”之例，不必从祀孔庙。
（五）刘向、郑众、卢植
这三位汉儒都是在嘉靖九年（1530）被移出孔庙的，刘向是罢祀，“处分”较为严重，郑众、卢植改祀于乡，罪轻一等。刘庆找出三位先儒的亮点：刘向校书，居功甚伟，尤其是所著《洪范五行传》，“意在儆戒时君敬天恤民，实出忠爱之诚”；郑众除了经学著述多为郑玄所引用，还“居官清正，亮节炳著，德业、品望可师”；卢植师从马融，师生二人所传《礼记》四十九篇，就是郑玄所注的版本，他还因不屈于董卓而被史书称为“岁寒松柏”，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对于他们，礼部最易措辞，因为在雍正二年（1724），皇帝就已经否决过一次郑众、卢植等人的复祀请求。改祀于乡的尚且遭到否决，何况罢祀的刘向。礼部只概述了一下这次的经过，三儒回归孔庙的希望就破灭了。
以上说辞，均见于《文庙祀典考》卷五十。无论是提出呈请的刘庆，还是给出回复的礼部，双方的论证都相当规范。刘庆总是在叙述完先儒的成就之后，自觉将其对应进某种从祀标准中，同时提出一位已经得以从祀的先儒作为比对，礼部则全部引用钦定书籍的论赞，以为取舍的最高根据。这种常规的文书往来实在乏味，却也表明“从祀章程”及行政流程的有效。
也有人对结果不满，连带对从祀章程也提出质疑。御史刘毓楠就上疏说，“祔祀两庑新章尚未允协”，缺陷在于“过严”，将导致士人觉得圣贤高不可攀，“必至人心风俗日流于奇邪异端而不及觉”，请求饬大学士、军机大臣再行核议。对这种说法，上谕讽刺道：“推该御史之意，必将举古人之聚徒讲学、著有性理之书者悉登诸两庑之列，方足以资兴起，而德行之儒平日躬行实践，师法圣贤，实为身后从祀之计，议论殊属迂谬。”同治初年，两宫垂帘，这道上谕应出自御前文臣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