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1868）十二月，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请将宋儒袁燮从祀孔庙。

袁燮（1144—1224），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陆九渊弟子。马新贻的奏疏着重提出，乾隆帝曾在袁燮《毛诗经筵讲义》《絜斋集》卷首题诗，“极其褒美”，因此有资格从祀孔庙。

陆九渊于嘉靖九年（1530）从祀孔庙。朱陆相比较，不仅朱熹高居配享、陆九渊屈居西庑，朱熹的弟子、再传弟子也纷纷入祀孔庙，而陆九渊的弟子中，袁燮是第一位被提请从祀的。

礼部覆奏首先引用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于《絜斋家塾书钞》则曰“颇能畅其师说，而于帝王治迹，尤参酌古今，一一标举其要领”，于《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则曰“其为崇政殿说书时撰进之本……议论和平，颇得风人本旨。于振兴恢复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论《式微》篇，则极称太王、句践转弱为强，而贬黎侯无奋发之心。论《扬之水》篇，则谓平王柔弱为可怜。论《黍离》篇，则直以汴京宗庙宫阙为言，皆深有合于献纳之义”等等。

覆查《提要》原书，确实对袁燮著作有赞无弹，不吝赞美，明显不是四库馆臣的风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根本原因还在于，乾隆帝的御制诗早已对袁燮作出了充分肯定，四库馆臣自然不敢吹毛求疵。

但有趣的是，礼部覆奏只说乾隆帝有诗，却没有一句引用。查乾隆帝《御制题袁燮〈絜斋集〉六韵》：

学为君子儒，体用亦相符。

性悟虽宗陆，身名未异朱。（燮师事陆九渊，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节自期，立朝屡进谠言，所至政绩皆可纪，在南宋诸儒中可谓学有体用者，具详《宋史本传》。）

边情言颇悉，民务政多殊。（集中札子几及三十首，其料敌论边，深得要领，而陈民务、述治要，亦切实可见施行。向惟散见《永乐大典》中，今为裒辑，得廿四卷，虽未必能尽还原书之旧，亦可存十之六七，因命刊刻，以广流传。）

大典昔割玉，裒编今合珠。

虚车祛藻绘，实地有功夫。

传世因在此，诗文余事乎。

四库修书时，袁燮作品已经散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方得重现世间。这是乾隆帝引为自傲的文化政绩，自我表扬及于原书也在情理之中。但更重要的原因体现在另外一首《御题袁燮〈絜斋家塾书钞〉》中：

议论持醇正，兴亡鉴古今。

致危惟戒逸，胜怠莫如钦。

惜未联全璧，幸仍拣碎金。

流斯失法度，先已获予心。（袁燮解《书·大禹谟》“儆戒无虞罔失法度”节，言“人君岂能无安逸欢乐之时，苟不至于过，则亦不害其为法度，流而不返，便是失法度”云云。余昔游巡，所至一览即过，不肯因此稍稽庶政，是以尹继善有“驰驿游山”之语。余诗中每见此意，今观燮解与前指适相吻合，余昔未见是书，其言实先得我心耳。）

如前引《四库提要》所展现的，乾隆君臣认为袁燮作品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对帝王的进言。四库修书开始时，乾隆帝已经三次南巡，朝野早有微词，这时在袁燮书中看到“人君岂能无安逸欢乐之时”的话，不禁龙心大悦。他对袁燮的好感，主要就来自这里，而礼部的覆奏只说乾隆题诗、并不说诗里写了什么，恐怕也是在为尊者讳。

总而言之，在乾隆御制诗的加持下，袁燮顺利入祀孔庙，位在西庑吕祖谦之次，成为陆九渊弟子中唯一进入孔庙的幸运儿。

事后，鄞县士绅陈仅编成《宋儒袁正献公从祀录》六卷，后附于四明袁氏进堂本《絜斋集》刊刻行世。《从祀录》收录的公文自《鄞县绅士呈词》起，包含鄞县、宁波府、浙江各级官府的详文，及奏折、事实清册、引用论赞、传状等完整流程文档。据此可知，从祀袁燮的呈请最早由本地士绅陈仅等二十七人提出，原初推动力仍在地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