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1875），国子监司业汪鸣銮（1839—1907）疏请将汉儒许慎从祀孔庙。
汪鸣鸾的奏折见于《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及《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二。他举出四点理由：
第一，本朝《说文》之学大显，惠栋、朱筠、钱大昕、王念孙、段玉裁、戴震、孙星衍、严可均、阮元、桂馥诸家各有发明，这都是许慎的后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说文解字》也极为肯定，所谓“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见道，舍是奚由”。而且有功于经典最大的郑玄也经常引用《说文解字》，郑玄已经于雍正二年（1724）复祀孔庙，许慎不应缺席。
第二，训诂之学的源头是《诗故训传》的作者毛氏，而“善承毛学者惟许慎”。现在《四库总目》已经定《诗故训传》的作者为毛亨，并且毛亨已经从祀孔庙，许慎也应比照毛亨，入祀两庑。
第三，汉人说经，喜欢掺杂谶纬，即便是大儒也有所不免（汪鸣鸾虽未指名，但考据学者都清楚，这里说的就是郑玄），只有《说文解字》不杂谶纬，而且引用经典所用古文，古文旧说赖之而存，又在后世被广为引用。
第四，朱子《四书集注》引用《说文解字》甚多，而宋学之义理也必须通过训诂才能明了。例如，《说文解字》解“性”“情”二字，主性善之说，就与孟子、董仲舒之言相表里。
汪鸣鸾的奏议尽可能多地搜罗了各方面的支持，前代、本朝，汉学、宋学，尽在囊中。不过，以《说文》之学在清代中期的煊赫声势，“羽翼圣经”这四个字简直就是《说文解字》的专属，许慎从祀并未遇到任何阻力。光绪元年八月，许慎得以入祀东庑，位在后苍之次。
这年冬天，汪鸣鸾在自己家里东偏盖了三间房子，挂的匾额写着“景许”，又挂起许慎的画像，成了一个亦公亦私的许慎纪念堂。
汪鸣鸾还请清流名臣张佩纶写了一篇《汉太尉南阁祭酒许君像赞》。张佩纶历数训诂之学衰而复兴的历史，感慨许慎对于清代学者之重要，然而竟然没有人提出过从祀的建议，真是“显晦之有时”了。
其实张佩纶错了。前面引用的俞樾不用说，更早的乾嘉名儒陈鳣（1753—1817）也已提出过从祀许慎的设想。
陈鳣字仲鱼，浙江海宁人，精于许、郑之学。陈鸿森《清代海宁学术丰碑——陈鳣其人其学述要》（《中国文化》第三十八期）考证认为，陈鳣在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之前，已经在写作《说文解字正义》，而且段注颇有掩袭陈鳣之处。清代训诂学另一名著王念孙《广雅疏证》的写作，也晚于《说文解字正义》。因此，陈鳣是乾嘉时期最早全力从事《说文》学的学者，开一代风气之先。
朝鲜人柳得恭（1748—1807）曾到中国，他在《燕台再游录》中记下了纪晓岚的话：“近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仲鱼盖其雄也。”他写了一首诗，专门揄扬陈鳣：
考古家分讲学家，迩来风气变中华。
《说文》《尔雅》休开口，陈仲鱼来诵不差。
柳得恭于1778年、1790年、1801年三次来到中国，《燕台再游录》记下的是1790年这次随团出使的见闻。这年是清乾隆五十五年，《说文》之学刚刚勃兴，陈鳣、段玉裁、王念孙正在活跃，柳得恭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华学术风气之变。
柳得恭与陈鳣初遇于北京琉璃厂，之后往来颇多。《燕台再游录》记下两人一段谈话，其中说到《说文解字》，连及顾炎武：
仲鱼曰：《说文长笺》谬说居多，亭林言之详矣。
余曰：顾先生亦有错处。
仲鱼曰：所论《说文》及石经最谬。
余曰：亭林不见秦中石本，只取书坊漏本为说。
仲鱼曰：其所见《说文》，乃五音韵谱，非真本也。其论《广韵》，亦非全本，东原言之颇详。东原先生是大通人。
余曰：然。亭林偶一见差耳。如此公者，古今几人。
仲鱼曰：佩服之至。
余曰：顾有子孙否？
答：无子，以从子为后，近亦不知其后人何如。曾欲作亭林年谱未成。
余曰：其书颇不见毁否？
答：不见毁。
余曰：恐有禁。
答：不禁。
余曰：如翁山（屈大均）、叔子（魏禧）辈，皆见禁否？
仲鱼曰：翁山最禁，叔子次之。
余曰：亭林书中，如崇祯过十七年以后，亦曰几年，此岂非可禁之字乎？
仲鱼曰：此等处不过奉旨改。
余曰：如改此等字，便无本色。
仲鱼曰：是则然矣。亭林《肇域志》，近欲商刻之。
余曰：乡人作书院，俎豆之乎？
仲鱼曰：将来必配食孔子庙庭。惟此公即属经济，所以谓之大儒。坐言起行。
双方语音不通，但都识汉字，交流以笔谈形式进行，所以语句都很简练，如同电报。虽然话未多说，却涉及《说文》学、禁书政策、顾炎武之评价等时代大问题。
在后来的《说文》学术史中，却很少有陈鳣的位置。《海宁州志稿》卷十四如此记载陈鳣之父陈璘：“尝欲为《说文解字》作疏，未竟。命其子鳣仲鱼续为之，稿本已得十九。仲鱼没，其子愚瞢，斥卖藏书，即折所录稿裹书以畀售者，此书遂飘散不可复问。”陈鳣一生心血，就此消散。
不过，陈鳣《简庄诗文钞》卷六保留了一篇《拟请汉儒许慎从祀议》，还能看出陈鳣对许慎及《说文》学的关注。陈鳣说，汉儒或通一经，或兼通他经，只有郑玄与许慎二人博通群经。“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说文解字》于“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䖵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慎可称“经师之大统、圣门之功臣”。唐贞观时初定孔庙从祀，许慎不在其列，那是因为“唐人但知依经注为师”，不懂得字书的重要性。
陈鳣还设想了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是，郑玄曾经反驳过许慎的《五经异义》，对此陈鳣说，这不过是“儒者各行其说”，其实郑玄引用许慎的更多，且不称许慎之名而称其字，足见尊重。另外，郑玄批评过的人还有很多，例如何休曾著《公羊墨守》《穀梁废疾》《左氏膏肓》，郑玄则作《发墨守》《起废疾》《针膏肓》三书以攻之，但并未影响何休从祀孔庙。
第二种是，认为《说文解字》不过是字书，“无关实学”。反驳这一条，正是乾嘉考据学的轻车熟路，无烦具引，陈鳣不但从学理上批评了这种看法，还说“《说文解字》一书具在，固人人之所肄业”，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学问入门书，怎么会无关实学呢？
这篇拟议作于嘉庆初年。许慎从祀孔庙，从陈鳣拟议到汪鸣鸾的奏请，恰好见证了清代《说文》学热潮的一头一尾。学术新潮对于孔庙从祀的影响，在许慎身上最为典型。
以《说文解字》影响之大，许慎从祀孔庙在士林中的反响颇广。三十年后出版的《孽海花》第十一回，还提到这件事：
八瀛先生因为前几天钱唐卿在湖北上了一个封事，请许叔重从祀圣庙，已经部议准了。八瀛先生就想着何邵公也是一个汉朝大儒，邀着几个同志议论此事，顺便就在拱宸堂公祭一番，略伸敬仰的意思。
熟悉清末典故的学者早已指出，钱唐卿的原型就是汪鸣鸾，潘八瀛的原型就是潘祖荫。何邵公即汉代公羊学大师何休。这一回的回目《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胪老鞑文》讲的是晚清最为时尚的公羊学和西北史地之学，再加上许慎代表的《说文》学，一下子就勾勒出一代学术的主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