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从祀孔庙十二年后，前清礼部侍郎郭曾炘整理旧箧，发现了当年他为此事上奏的疏稿，有感于中，发而为诗：

梨洲倡民权，船山区种族，匹夫任兴亡，亭林志尤卓。

诸贤生不辰，采薇踵芳躅，危言或有激，大旨无蹖驳。

礼官议从祀，抗疏纷抵触，吾独不谓然，反复再补牍。

专制数千年，本沿秦政酷，世变穷则通，安能终抱蜀。

濂洛信正大，学子已倦读，欲起顽懦风，此或置邮速。

魏公始扶汉，正色秉钧轴，杜断破群疑，竖儒皆詟伏。

诏墨犹未干，呜呼旧社屋，谁与借箸谋，构此异棋局。

昆山重行己，廉耻尽朒缩，衡阳述西铭，胞与自屠戮。

证人有绪言，良知久已牿，邈矣三先生，遗书孰寓目。

豚蹄何足歆，神州且沉陆，煌煌宣尼宫，行见茂草鞠。

风怀矢不删，竹垞乃先觉，九原谁与归，泫然披故簏。

这首《检旧箧见前议三儒从祀孔庙疏稿感赋》刊于《东方杂志》第17卷第16号，1920年8月25日出版。“魏公始扶汉”一句以曹操喻尚为清廷效力的袁世凯，“杜断破群疑”则以杜如晦喻坚持应将三儒从祀的张之洞，这首诗证实了从祀的动议得到袁世凯和张之洞的支持。其次，诗中对三儒的看法，与他当初的疏稿有同有异：同者如“危言或有激，大旨无蹖驳”“专制数千年，本沿秦政酷，世变穷则通，安能终抱蜀”等等，基本上是奏疏中相关论述的另一种表达；异者如“梨洲倡民权，船山区种族，匹夫任兴亡，亭林志尤卓”，则显然是帝制时代结束以后的历史追忆。

但是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这些关乎史实的考证，而是诗中流露出的惋惜与伤感之情。“诏墨犹未干，呜呼旧社屋”，三儒从祀孔庙一个多月以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又过了一年，张之洞在清廷满人亲贵的排挤和压力下郁郁而终；两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的立宪之梦终于破灭，郭曾炘想通过从祀三儒以利“宪政前途”的愿望也随之风流云散。不仅如此，就连三儒的思想似乎也失去了知音：顾炎武讲求“行己有耻”，可是世人多有鲜廉寡耻之辈；王夫之祖述《西铭》，可是民胞物与的情怀却被内战中的杀戮掩盖；黄宗羲传承证人之学，可是阳明一系所标举的良知却久已泯灭。从祀孔庙不惟没有给三儒带来荣耀，就连孔庙本身也已经鞠为茂草，这实在是难以逆料的“异棋局”。

郭曾炘的感慨也许只是遗老对逝去历史无可奈何的追怀，但是以从祀先儒来挽救危局的设想确是清廷的一厢情愿。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从这个案例中看到，在面临政治巨变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象征可以调适到何种程度，甚至被寄予了推动新型政治体制顺利展开的期望。进一步说，传统的思想资源自有其自我更新的能力与愿望，政治变革的失败也许更多地要从政治层面寻找根源，而非一味归咎于思想与文化的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