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1908）礼部覆奏的执笔者曹元忠（1865—1923），字君直，苏州人，和他的堂弟曹元弼（1867—1953）都是晚清有名的礼学专家。曹元忠在清末新政时期当过礼学馆纂修，参与编订新礼，宣统年间还当过资政院议员。敦煌遗书出世，曹元忠也有收藏，可巧在敦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五代十国时期归义军节度使也叫曹元忠，一时传为趣谈。曹元弼是《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的进士，主讲过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湖北存古学堂。

顾、黄、王成功从祀，曹元忠终生引以为傲。他搜集了自郭嵩焘请祀王夫之以来所有的奏疏、拟奏、上谕、说帖，编为《三儒从祀录》四卷，其中说帖就占了两卷。《三儒从祀录》是关于顾、黄、王三儒从祀最为完整的资料汇编，而且在所有“从祀录”类史料中篇幅最长，使得此次从祀成为历来孔庙从祀事务中史料保存最丰富的一次。本书所涉三儒从祀部分的史料，奏疏、上谕也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找到，但拟奏、说帖仅见于此书。

辛亥革命以后，曹元忠以遗老自居，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三儒从祀录》也始终没有刊刻。曹氏殁后，遗书由曹元弼保存，元弼命其弟子王欣夫（1911—1966）整理谋刻。1941年，王欣夫刊印曹元忠的文集《笺经室遗集》，在集末附刊了一份启事，为刊印包括《三儒从祀录》在内的曹氏其余作品募集资金，但是没有成功，仅著录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之中。《三儒从祀录》后归王欣夫保存。

王欣夫曾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近当代重要的文献学家。关于他藏书的下落，《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的前言中有这样的交代：“先生在‘文革’开始不久便去世。所藏之书，在‘文革’时期，被视为‘无用’，不准存放在复旦大学的原住所，要‘处理’掉。开始时，连以先生的名义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都不被接纳。后由徐鹏师多方努力，才使得半数以上的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而三分之一以上的书则散佚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幸而，《三儒从祀录》在那归入复旦图书馆的“半数以上”之内，完好无损。这部书一共二百零八页，页十一行，行三十字，总约六万字。书前有曹元弼执笔的序，开头就说，将三儒从祀孔庙，是为了“教忠孝、厚人伦、发潜德、崇正学，为万世规”。接下来说他读《三儒从祀录》的感受：

元弼读而称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大哉圣人之迪民垂教也。自天地剖判以来，圆颅方趾、直题横目之民，所以能相生相养相保而不相杀、灿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绵绵延延以至于今者，曷恃乎？恃有伦纪而已。伦纪之大，莫若君臣父子，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有君臣，而后天下人人得保其父子，故资于事父以事君，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苟君非桀纣，臣非汤武，则冠履定分，万万无倒置……

“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不正是黄宗羲的近代追随者们所极力反对的吗？“父子”讲的是血缘伦理，“君臣”讲的是政治秩序。关于二者的先后关系，古人也只说“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是《周易·序卦》的明文，古人相信是孔子所撰），少有人会像曹元弼公然说“有君臣，而后天下人人得保其父子”这样的话。曹元弼还说“冠履定分”，出自《史记·儒林列传》中黄生反对汤武革命之说时说的“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意思是君主就像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臣民就像鞋子，再新也必须穿在脚上，不能互换。即便在君主制的拥护者里面，这也算是比较迂腐颟顸的言论了。

曹元弼接着写到，就算纣王那么糟糕的君主，伯夷、叔齐还是谨守君臣之分，孔子称赞他们“求仁得仁”，可见君臣大义不可挑战。臣之事君，平日尽忠补过，要是遇到危急存亡之秋，一死而已，绝不能坏了君臣上下的等级，如此“上下辨而民志定，天下皆晓然于犯上作乱为极恶大罪，天地所不容”。一个国家，之所以还算有秩序，百姓过几天太平日子，全是因为有一个皇帝。皇帝的位置能坐稳，靠的则是儒者维持之功：

自汉以来，治化虽不能比于三代，而一朝之兴，三四百年之间，君有常尊，民有定奉，强不得凌弱，众不得暴寡，知不得诈愚，勇不得威怯，休养生息，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治可使无乱，乱可使复治，此则儒者维持君臣之功，而乾坤所以不息也。

曹元弼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就是这样能维系天地纲常的大儒。经过漫长的争论，三儒终于得以从祀孔庙，实际上等于再次确定君臣名分不可转移，所谓“三儒之论定而万世之为君臣者定，使万世为人臣子者皆志三儒之志，学三儒之学，则乱臣贼子必无所容于天下”。那么像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那样激烈地抨击君权，直谓“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该如何解释呢？曹元弼并未回避，他说：

或谓顾氏无可议，王、黄则有可议，其意甚善而理未尽。惟大学士臣张之洞硕学深识，仰契上旨……故孟子于君臣之分辨之至严，尝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而他日又有土芥寇雠之喻、民贵君轻之说，盖所以深戒当时暴君而救其危亡也，是正爱君之深意也。且孟子以土芥寇雠告齐宣，而去齐之后，燕昭王聘之，则曰受齐王厚恩，辞不往，王、黄二儒之言若《原君》等篇，盖有为言之，不然何以泣血孤忠，拳拳故国，与顾氏同一坚贞不拔如此哉！三儒志在抗本朝，而圣人大公无我之心，表章备至，盖天下之理一也。彼明人固当尽节于明也，明人而贰于本朝，此国史所以立《贰臣传》，垂戒万世也。人非父母不生，非君不治，子各私其父，臣各为其主，天理人情之至也。

《孟子》是儒家抗议精神的源头。“土芥寇雠”之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是后世对君臣关系有过反思的方孝孺、黄宗羲等人的经典依据。朱元璋曾命人删节《孟子》，作《孟子节文》颁示天下，删掉的也是这些段落。曹元弼说，孟子之所以这么激烈，其实正是爱君之心使然。同样，顾、黄、王，特别是黄宗羲、王夫之，像《明夷待访录》《黄书》里面那些激烈的话，也是爱君之心使然，当然，他们爱的是明朝之君。总之，从孟子到黄宗羲，有些话看上去很叛逆，但都是“有为之言”，是有具体语境的，不但不能抽象地视之为反对君权，反而更是维护君权的表现。政治的辩证法，曹元弼可谓娴熟。

曹元弼最后说，三儒对于那么糟糕的明朝尚且忠贞不贰，如果生在本朝，遇到如此圣明之世，一定竭尽忠诚。如今却有“无良之民，或借王、黄一时有为言之之说，诬其用心，反其行事，饰邪说，倡暴行，背君亲，为不义，以贻万万生灵无穷之祸，此则三儒之罪人、万万世之罪人而已矣。”曹氏兄弟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三大儒都从祀孔庙了，但希望大家正确理解朝廷做出这项决策的深意，不要做了无良之乱民。

这篇序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曹元弼写明是“宣统三年辛亥春三月”，距离革命还有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