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郭嵩焘请祀王夫之仅隔数年，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的动议也被提出。

光绪十年（1884）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学政陈宝琛（1848—1935）奏请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黄宗羲是浙江人，顾炎武是江苏人，却由身为江西学政的福建人陈宝琛提出呈请，这应该是陈宝琛个人的主动努力，而非黄、顾故乡士绅的意愿。

陈宝琛的奏疏以黄、顾二人连接明清、承上启下为言。他说，明末经术荒芜，士人之中，要么空谈性理，要么专心科举，对汉唐注疏全都弃置不谈。这时，“宗羲倡之于前，炎武继之于后”，读书人才知道学习经典。同时代的学者如阎若璩、胡渭、顾祖禹、惠周惕，后来者如王鸣盛、钱大昕、江永、戴震等，都闻风兴起，结论是二人“皆以胜朝之遗献，蔚为昭代之儒宗”，乃是苍天在明社将屋之时降生而为清朝开启文运之用，本朝对他们不能置之不论。

关于二人学术，陈宝琛称黄、顾二人“皆深入于宋儒而又能抉许、郑之精，刊贾、孔之误”，将他们塑造成融合汉宋的通儒。具体而言，黄宗羲传刘宗周之教，矫正阳明学之末流，以“慎独”为依归，顾炎武则与李光地相知，辩陆王之几微，而以朱子学为宗。看来，陈宝琛为黄宗羲找到的对标人物是刘宗周，分配给顾炎武的则是李光地。当然，这两位都已经入祀孔庙。

在一般的印象中，顾炎武固然对阳明学颇有微词，但肯定算不上正宗的朱子学传人。他的断言“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对朱子学的冲击不可谓不大。那陈宝琛如何论证顾炎武“以朱子学为宗”呢？

康熙二十年（1681），顾炎武在华阴为一座新建的朱子祠堂作了一篇《上梁文》。虽然这篇短小的文字对朱子推崇有加，在程朱与陆王之间顾炎武当然也更偏向程朱，但这座祠堂其实由华阴当地几位读书士绅主持修建，顾炎武只是被邀请写一篇场面文字的外地朋友，而他本人也肯定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理学家。顾炎武一生经历丰富，著述宏多，这件事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事，全祖望那篇详尽的《亭林先生神道表》就对此事只字未提，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二十余篇传记中也只有《国朝汉学师承记·顾炎武》《国史儒林传·顾炎武》《国朝学案小识·昆山顾先生》寥寥三篇对此有所着墨。

为朱子祠堂写的这篇《上梁文》，在陆心源的《拟顾炎武从祀议》中就被拈出，此后，这座祠堂、这篇文章就在顾炎武从祀孔庙的过程中被作为顾氏“传授道统”的证据而反复强调，顾炎武作为朱学正统维护者的地位几乎全靠这件事来论证。不得不说，这种形象的顾炎武与朴学学者心目中的“汉学开山”距离颇大。

陈宝琛又指出，同治二年（1863）朝廷议论明儒吕柟、方孝孺从祀时，礼部引用了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及《师说》；《国史儒林传》收录了八十个人，而以顾炎武为首，可见二人的地位早已经过官方认证。但是，他们的价值不止如此：

方今世变所趋，士风渐斁，侥幸科举，废弃诗书，其或粗通训诂，则妄訾宋儒，略识时务，又迂视王道。人才之衰，肇于学术，若得宗羲、炎武二人树之风声，动其观感，使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原，理非空谈，功无速化，行己以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则功名不贻气节之羞，而风俗可受师儒之益，其转移狡猾谅非浅鲜，盖不独有光学校已也。

陈宝琛所试图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将二人从祀孔庙而树立起士人的人格榜样，祛除“妄訾宋儒”和“迂视王道”的不良士风，特别是空谈经济、期待“速化”的思潮。可是换个角度来看，他希望通过将一两位先儒送进孔庙来树立榜样、改善风俗，是不是也是一种“速化”的期盼，会不会也将流于“空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