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献王刘德（？—前129）系汉景帝第三子，他于秦火之后，努力搜求民间遗书，《史记》说他得到的书“与汉朝等”，司马迁给他本人的评语则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按照当日的从祀标准，刘德可谓是“传经之儒”，奏疏中费延釐请援引汉儒伏胜、毛苌之例，也正是立足于此。
汉儒在孔庙中的地位，经历了一番周折。本来，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定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配享孔庙，是为孔庙从祀制度之始。二十一人之中，自伏胜至何休都是汉儒，后面几位也是汉儒余续，可以说汉儒本是孔庙从祀队列的主体。
明嘉靖九年（1530），这个名单遭遇了一次重大调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毛苌、孔安国、杜子春在孔庙的位置得以保留；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被罢黜；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改祀于乡”，从全国性的先儒变成了地方性的乡贤。
得以保留的各位，每个人对于经典都有不可取代的贡献。比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各自解释了《春秋》，伏胜、孔安国保存了《尚书》等等，如果没有这九个人，那么在秦火之后，经典就不可能重现世间。
戴圣等人被罢祀的理由是，他们的贡献在于“训诂之学”，只是解释了那九个人保存下来的经典，即便没有他们，儒家的道统损失也不大。而且，这几个人的个人品行也多少都有点问题，比如戴圣在九江做地方官，多为不法之事，他的儿子和宾客甚至当了“群盗”，所以要丢出孔庙。
至于郑众等五个人，儒学造诣一般，不过品行也没有污点，属于无功无过，这次就给他们降低等次，回乡进庙。
以上是嘉靖九年这次改革的官方解释。经此一回，孔庙从祀从学术和道德两个方面都更严格化了。但更重要的是，它展现出了权力的一种姿态：即便先儒在孔庙里已经享有近千年的尊荣，也可能成批地被丢出去，而且是以正大光明的理由。
进入清代，汉代学术的地位越来越高，大多数考据学者都以汉代学术的继承者自居，为汉儒抱不平的声音不时涌现。《日知录》卷十四专门有一条议论嘉靖九年的改制，顾炎武评论说：
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末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榛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即便是孔子的弟子，也不是人人都美玉无瑕，嘉靖君臣如此吹毛求疵很不理智。顾炎武认为，他们对待先儒如此不客气，其实正鼓励了热衷于论性谈天的宋明理学。
阎若璩所作《孔庙从祀末议》，其中一条就是建议将河间献王刘德从祀孔庙。这份建议受到乾隆帝的严厉批评，不过他还是令大学士及礼部详议覆奏。覆奏的意见当然跟皇帝的看法“不谋而合”。阎若璩的建议是康熙四十年（1701）以前提的，有些内容已经实现，没有实现的都有其不能实现的原因。关于河间献王，大学士们是这样说的：
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如《周官》《尚书》《礼记》之属，事迹具载《汉书》。但当暴秦之时，转徙流离，藏遗经于焚书坑儒之会，诸儒实为其难；及挟书之禁已弛，以藩王有土之尊，出其力以搜求图籍，献王实为其易……若因有功经籍增祀刘德，则藏书壁中、避祸嵩山之孔鲋，亦未列俎豆，事阅数千年，博议者未之及，非有阙遗，实重之也。
标准、尺度倒也算得上清晰明确。
此次费延釐奏请从祀河间献王，《东华续录》光绪十七保存了他的原折。费延釐的理由是：
（1）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仪礼》十七篇的古文是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而来的。郑玄注释《仪礼》的时候，参用今古文，因此河间献王有功于礼经。
（2）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贾谊曾作《左氏传训故》，传赵人贯公，而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之下代有传承，直到东汉左氏学立为博士，因此河间献王有功于《春秋》经。
（3）根据郑玄《六艺论》，西汉毛亨作《诗故训传》，河间献王号之曰“毛诗”，毛诗又传赵人毛苌，毛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因此河间献王有功于《诗经》。
（4）根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还搜集到《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等等，都是先秦古文旧书。
费延釐说，汉代经生，比河间献王早的有伏胜，比他晚的有毛苌，这两位都已经从祀孔庙，因此河间献王也应该入祀圣人之堂。
次年礼部的覆奏对费延釐的说法并无异议，还据《隋书·经籍志》补充了几条：
（5）河间献王得到的《周礼》，还差《冬官》一篇，他购以千金不得，遂将《考工记》作为《冬官》编入，成为今本《周礼》。
（6）河间献王得到了淹中所出古经献给朝廷，书中所说都是“威仪之事”，一共五十六篇，“今之《仪礼》是也”。
（7）河间献王得到孔子弟子及后学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给朝廷，“今之《礼记》是也”。
民国时期的河间献王祠
除了郑玄《六艺论》，这次从祀中引用的都是常见文献，但把经典传承的细节说得这么清楚，并放在经今古文问题的大背景下去展开，确实是考据学大行其道之后才会有的事。
乾嘉考据学首席大师戴震的《东原文集》，开卷第一篇就是《河间献王传经考》，文题下并有小注：“刻石河间府献王祠左壁”。河间献王与毛诗、《左传》、《周礼》和《仪礼》的关系等等，都已见于此文，甚至片段原文还见于费延釐的提议中，足见这位河南学政确曾读书。
按河间献王祠即在献王陵前，是献县当地名胜。《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中有一个鬼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祠堂旁边：
相传有塾师，夏夜月明，率门人纳凉河间献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讲《三百篇》拟题，音琅琅如钟鼓。又令小儿诵《孝经》，诵已复讲。忽举首见祠门双古柏下，隐隐有人。试近之，形状颇异，知为神鬼。然私念此献王祠前，决无妖魅。前问姓名，曰：“毛苌、贯长卿、颜芝，因谒王至此。”塾师大喜，再拜请授经义。毛、贯并曰：“君所讲适已闻，都非我辈所解，无从奉答。”塾师又拜曰：“《诗》义深微，难授下愚。请颜先生一讲《孝经》可乎？”颜回面向内曰：“君小儿所诵，漏落颠倒，全非我所传本。我亦无可著语处。”俄闻传王教曰：“门外似有人醉语，聒耳已久，可驱之去。”
按毛苌为河间献王博士，贯长卿是他的弟子；颜芝是河间人，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藏下了《孝经》，按照司马贞的说法，颜芝后来把《孝经》献给了河间献王，但这件事不见于河间献王本传，戴震就对《孝经》与河间献王的关系有所怀疑。不过这个鬼故事的重点不在于经典如何传承，而是讽刺后世的读书人对经典的理解已经大大偏离汉儒的原意，甚至连文本也都“漏落颠倒”，迥非原貌了。造成这种偏差的罪魁，非宋儒莫属。
河间献王祠（桑原骘藏摄于1908年）
纪晓岚记下这个故事，是否与戴震对河间献王经学贡献的考证有关，已经不得而知。但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考据学的大潮中，既有一流学者的考证，又有鬼故事在一般读书人中流传，河间献王在经学谱系中的地位也就稳了。
礼部的意见虽然很有学术品位，但覆奏中还必须找到政治正确的依据：一是乾隆帝钦定《三礼义疏》的“纲领”部分，把《隋书·经籍志》所记河间献王与三礼有关的几条都采入其中，等于认可了他的贡献；二是《大学》《中庸》都出自《礼记》，程子有言，《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所以“圣学道统莫备于此二篇”，河间献王既然有功于《礼记》之传，也就是有功于儒家道统。
礼部覆奏的执笔者写出这两条依据时，想必内心会有些得意。一位在考据学语境中地位逐渐抬升的古人，也必须得在政治权力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中获得地位，才能保证他得以进入儒家最高神殿。
礼部覆奏最后说，“拟如该学政所请，准以汉儒河间献王刘德从祀文庙，其位次应在西庑先儒董仲舒之次”。得旨，“如所议行”。时在光绪三年（1877）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