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浙江学政徐树铭会同浙江巡抚杨昌濬奏请清儒张履祥从祀孔庙。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张履祥是刘宗周的弟子，但他的思想风格更接近程朱一系，对阳明学颇有非议。张履祥一生僻处一乡，以耕读、课徒为业，声名不出里巷，即便在刘宗周的弟子中也是默默无闻的一位，这一点与名满天下的同门黄宗羲截然不同。

张履祥的名气，要到乾隆年间《杨园全集》刊刻之后才慢慢大起来。时任浙江学政雷鋐先后为这部书的初刊本和重刊本作序，还为张履祥作传，是张履祥进入官方视野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地方官绅陆续建起张履祥的专祠或合祠，道光四年浙江巡抚更奏请将他送入乡贤祠。不过，此时的张履祥也只是“乡贤”而已。

同治三年（1864）二月，清军从太平天国手中收复嘉兴、杭州。四月，许瑶光（1817—1881）调任嘉兴知府，着手恢复地方元气。到任之后，他很快集资在嘉兴府学东复建了鸳湖书院，并供奉陆贽、陆陇其、张履祥三位嘉兴先贤神位于其中，还请闽浙总督左宗棠写了“景行维贤”的匾额挂在讲堂大门。许瑶光所撰《鸳湖书院记》记下了他和左宗棠的一段对话：

十月，宫保左督师由浙将入闽，瑶送之钱江。临行，谓瑶曰：“我朝浙西人文，以陆清献、张杨园为最，皆嘉兴人也。清献于雍正初祀东庑，未祀以前，郡守吴永芳为创鸳湖书院，奉清献栗主于敦宿斋楼，置义田、缮脩脯以课士，清献之风可以楷模后进矣。惟杨园与清献同时，学问笃实纯粹，远绍闽洛，近淑山阴，惜未从祀孔庙，盖其迹隐而其书未盛行也。余既饬修其墓暨务本堂于桐乡炉镇矣，汝曷思以表彰之？”

左宗棠在浙江对抗太平军，战事甫定就为张履祥修墓，亲题“大儒杨园张先生墓碑”。离开浙江时他还专门交代嘉兴知府，令其表彰，以为将来从祀张本。

许瑶光回应说，现在从祀限制比较严格，直接呈请，未必能准，但书院在地方官的权限范围，大家集资重修，再把张履祥的神位放进去，也是一种表彰。至于从祀孔庙当然是很大的光荣，但是本地先贤以陆贽为最，他确实已经入祀两庑，天下的孔庙都有他的神位，然而“于配祀中瞻其名位，则尊敬之心多，而亲企之心或转淡，是推而崇之为天下所共戴，不如引而近之为乡里所艳称，而观感兴起之获益弥多也”。所以趁着这次修书院，把陆贽的牌位也放在里面，以增加亲近之感。

许瑶光的这段话可能是一种语言上的艺术，不过他也揭示出孔庙祀典的内在张力，即先儒从祀孔庙之后，尊荣虽然增加，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却可能反而疏远，而对于刚从战乱中复苏的嘉兴而言，先儒的感召是极为宝贵的文化资源。

据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三所载请祀经过，左宗棠授意杭州士绅丁丙（1832—1899）筹办此事。丁丙与桐乡人陆以铦商定，请顾广誉撰述张履祥生平事实十二条（即从祀所需提供之事实清册），又命丁丙的弟子严辰撰写公呈。这时左宗棠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要去广东督师，没有来得及上奏。不过县志说，乾隆间浙江学政雷鋐、道光间安徽学政沈维鐈都想要奏请张履祥从祀，现在左宗棠想要奏请，也没有下文，县志编者的判断是：“揣三公之所以迟回审慎者，实虑遭部驳，而一驳不能再请也”，主要还是担心能否成功。

这份呈文保留在县志中。列名者包括陆以铦、沈祖懋、章鋆、严辰、顾广誉、蒋光焴、丁丙等十六人，籍贯不限于桐乡或嘉兴，因此名义是“浙省绅士”。

除了不可或缺的对张履祥学术人品的描述之外，呈文重点强调了张履祥身份低微：本朝从祀孔庙已有两人，即陆陇其、汤斌，但陆陇其官至御史，汤斌官至巡抚，都有机会施展所学，张履祥一生只是布衣，“德行学业之艰苦卓绝，实无愧为理学真儒”。如果得以从祀，那等于是宣告天下“一介儒生暗修尔室，生虽未沾一命之荣，而数百年后尚得仰邀旷典，俎豆千秋，则草野之间抱负非常而为有司所遗者皆将不攻乎异端而惟潜修是尚”。一句话，从祀张履祥将会精准激励那些没有功名的普通读书人继续“潜修”。

这些人对于地方有什么用呢？呈文说：

方今粤逆倡乱至十数载，始仗天威，一旦扫荡，而人民荼毒已不堪言。推原其故，皆由乡无正人君子讲明正学、化导愚顽，而异端之教从而簧鼓，故民之稍有聪明才力者不安于凿井耕田而犯上作乱，至于此极。若得如杨园先生之安贫乐道、明圣教者以为表率，移风易俗，左券可操。

在呈文作者笔下，推动张履祥从祀实为战后地方重建的重要一环，用意在于对抗“异端之教”。当然，这里的异端指的是激荡起太平天国的基督宗教。

呈文后附“杨园先生从祀事实十二条”，分别是学术之正、出处之严、孝思之笃、风义之敦、持躬之朴茂、怀抱之俊伟、内外之一致、始终之无间、居乡转移薄俗、为教力挽颓风、著撰皆有关系、贤哲共深景仰，每条都有具体事迹证明。从公文的角度看，无论呈文还是清册都堪称完美，不愧江南文教之乡。

同治九年，请祀的奏疏终于由浙江学政徐树铭会同浙江巡抚杨昌濬递上。呈文中所称“草野儒生”及“移风易俗”的话头，奏疏中全无提及，只是反复确认张履祥在道统中的位置，如何上接明儒薛瑄、胡居仁，如何下启陆陇其，如何固守洛闽之学等等，持论不越雷池一步。礼部主稿的覆奏同样在理学内部立论，除了增加了一些传记材料，大体上重复了浙江奏疏的说辞。

地方士人的呈文强调先儒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省级以上的奏疏却只顾塑造道统，这种差别殊堪玩味。或许，浙江与礼部奏疏的执笔者觉得这种理由不够“纯粹”、显得有些功利，但更可能的是，“地方性”没有资格成为朝廷施政的依据。

没有悬念，张履祥入祀孔庙东庑，位在孙奇逢之次。从祀成功以后，反应最热烈的还是地方。

光绪《桐乡县志》就是撰写“浙省绅士”公呈的严辰（1822—1893）所修。在序言中他特意强调修志是他个人的成果，与地方官府没有任何关系：“近来修志者必归美于县官，而辰则实以一人任之，已历县令李、胡、袁、龚、汪、曾、周七任之多，无可归美”。

这部《桐乡县志》专立“两庑先儒”一门，冠于《人物志》之首，以记述张履祥（以及后来从祀的辅广）的生平著述及从祀始末。除了相关奏疏、呈文、事实清册，县志还收录了张履祥的几篇重要文章，以示实至名归。县志对于张履祥从祀经过记载不厌其详，行文中甚至连徐树铭奏疏没有用呈文中内容而是另撰公牍的小细节都写了下来。

从祀成功的消息传来，桐乡士绅社会一片沸腾。当时代理知县的是丹徒戴枚，他与时任桐溪、立志两书院山长的严辰遍告本地士大夫及两书院诸生，于当年五月初七日齐集县城，由桐溪书院恭奉神主送至孔庙，众人公送。他们在孔庙大成门左侧设置了小几，安置神主面北朝拜孔子神位，官绅代为行礼，然后才供奉东庑。

参与这次仪式的地方精英达八十人之多，绝对是文教盛事。以一介寒儒而在身后登圣人之堂，行拜谒之礼，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光荣的时刻了。地方力量的推动、仪式的展示在其中都起了关键性作用。

张履祥从祀引起的反响相当广泛。在同治十年至光绪六年（1871—1880）担任河北枣强知县的方宗诚（1818—1888）接到张履祥从祀的消息，觉得地方孔庙缺乏入祀先儒的相应仪节，于是决定制礼作乐：

先贤先儒奉旨从祀文庙，故事，知县奉文后移知儒学官而已。学官令工制木主，不论何日送入两庑，甚有不躬亲安位，以致位次紊乱者，且有奉旨多年而未制主从祀者。宗诚在官时，念从祀文庙，大典也，州县当行何礼，例无明文，同治十一年，因奉文以先儒张履祥从祀东庑，窃以礼意通之。

先制神主，于明伦堂择日率同官绅致祭，读祝文，告以奉旨从祀月日，然后奉神主，由庙之东角门舁入大成殿阶下，官绅步从，以主北乡至圣先师孔子。知县率同官绅阶下行三跪九叩首礼，礼毕，诣先师前，跪读祝文，敬告以某月某日奉旨以先儒某从祀先师庙之东庑。祝毕，复下阶，然后奉先儒神主，安于东庑位次，退至阶下，复向东庑行两跪六叩首礼，礼毕乃退。其前奉旨从祀之先儒，未经奉主入庙者，皆用此礼补立之。且凡奉先儒从祀文庙，及乡贤名宦入祠，皆择县试或书院课试前一日出示，令士子皆随后行礼，以资观感，又钞各本传事实，俾之传诵，以资效法。

这套仪节比桐乡县的临时制礼又完善了许多。从张履祥这次开始，方宗诚会在每次有先儒被从祀孔庙之时，都给孔子和先儒各写一篇告文，张履祥之后从祀的陆世仪、许慎、刘德、张伯行、辅广诸人，都未有遗漏，这些告文均收入《柏堂集》后编卷十九。

不得不说，方宗诚的设计试图解决孔庙从祀制度激励士风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颇合创制本意，只是如他一般的地方官，实在凤毛麟角。至于枣强当地士风是否受到激励，那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

也有对张履祥从祀不以为然的。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有一条记录，说陈澧（1810—1882）对于张履祥从祀就大为不满：

闻张杨园从祀孔庙，师不怿曰：“杨园攻阳明，以为主张良知必至于弑父弑君。按明霍氏以食色穷良知之弊则可，以弑父弑君攻良知，试问阳明之良知果至此乎？立说如此而得从祀，将来两庑必有不容之患矣。”

他觉得张履祥批评阳明太过，立论太急，算不上一流的学问家。陈澧虽不喜陆王之学，不过他的学术态度比较调和，晚年尤甚，他有意见的大概是张履祥的激烈态度。学者的所思所想，与一般士绅社会还是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