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九年（1849），河南巡抚潘铎、河南学政俞长赞奏请宋儒谢良佐从祀孔庙。

谢良佐（1050—1153），字显道，河南上蔡人，宋代理学家。潘铎、俞长赞的奏疏说，谢良佐是程颐、程颢的弟子，而且是同门四子之冠，所著《论语说》被朱熹《四书集注》采入四十多条；康熙“《御纂性理精义》称其赓续表章，与杨（时）尹（焞）并著”，因此应予从祀。

查《御纂性理精义》凡例，有这样的说法：“性理之学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渊源，同时如张、如邵又相与倡和而发明之，从游如吕、如杨、如谢、如尹又相与赓续而表章之”。这里提到的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自不必说，二程弟子吕大临、杨时、谢良佐、尹焞之中，杨时早在明弘治八年（1495）就已经从祀，尹焞于清雍正二年（1724）从祀，所以奏疏会举出他们二位作为比照。吕大临是陕西人，既然此时陕西官府没有提出，自然也就先顾不上了，他等到光绪年间才得以从祀。

作为二程弟子，谢良佐属于理学谱系主干。他有朱熹、康熙帝作背书，无重大“污点”，在从祀流程中可谓毫无争议。不过真要说起来，谢良佐倒很符合道光九年（1829）谕旨中皇帝所反对的“仅著述家言，阐明心性，未有躬行实践”的标签。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文化政策中的条条框框，硬起来可以很硬，软起来却也可以很软。

最终定议，谢良佐从祀孔庙东庑，位在宋儒杨时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