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身后事，以孔子最为显赫。《史记》说“孔子冢大一顷”，而且“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鲁国国君、孔门弟子都留下过祭孔记录。

刘邦以太牢祭孔，是后世帝王祭孔典礼的发端。此后，孔子的尊荣代有增加，亦偶有浮沉。孔庙从孔子的家庙，逐渐变成官庙，最终遍布天下郡县，成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的常祀。

在古人眼中，孔庙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呢？无疑，它首先是儒家的象征，但是在不同角色的人看来，这种象征的意味完全不同。

就历代帝王而言，对儒家信从、尊奉的当然大有人在，他们对孔庙说过很多动听的话。不过，门面话容易说（也未必都是皇帝亲自说的，也可能是词臣所写），真心话不常见。我们可以参考的是，皇帝里面最直白的雍正，对儒家说过这么一段很有名的话：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清世宗实录》卷五九）

雍正的意思是说，儒家的全部心力在于维持一种社会秩序，而皇帝作为这个社会秩序的总代表，乃是最大的受益人。

在建设以及维护社会秩序这一点上，皇帝和儒家的立场相当一致。不过，马上取天下才是王朝发迹的常态，而秩序云云，治天下的时候才用得着，所以孔子之教在皇权的眼中，只算是工具仓库中之一类，也就是“文”的部分。儒家也好，孔庙也好，都只能是政治体系、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当中的一部分，而不能如士大夫所宣称的那样，儒家乃天地之常经大法，圆满具足。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孔庙除了官庙之外，在皇权看来还具有儒家一家之庙的微妙性质。四民之业，士居其一。科举制度是一种出身，一些地方的家庭常有一子读书、一子守业或经商的安排，读书自然也和经商一样，是一种行业。行业就有行业庙，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十《嘉靖更定从祀》说，“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就是这个意思。不妨说，孔庙就是考科举、做官僚这一行的行业庙，只不过这个行业恰好分享了公共权力，所以孔庙同时也成了官庙。

雍正二年（1724），曲阜孔庙发生火灾，詹事府少詹事钱以垲上奏，建议让“内外儒臣”捐资重建。雍正回复说，孔庙受灾以后，朕已经派大臣前往，要求他们尽速提出修复预算，然后动支正项钱粮，择日兴工。现在钱以垲建议“内外大小臣工幼业诗书，仰承圣泽，各宜捐赀修建”，虽然很有道理，不过既然已经动用公款，也就不必大家捐资了。

接着，雍正话锋一转：“但朕亦不便阻儒士之私情。今直省府州县文庙学宫或有应修者，本籍科甲出身现任之员及居家进士、举人、生员，平日读圣人之书，理宜饮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愿捐赀，不必限以数目，量力捐出，修理各该地方文庙学宫并祭器等项。”（《清世宗实录》卷二三）虽然这次不用捐款，但以后天下孔庙如果需要修理、购置祭器，都可以请大家自愿捐款，捐款的范围限制在有科举功名之人。

“正项钱粮”代表国家，“儒臣捐资”代表“儒士之私情”，而儒士之所以对孔子、孔庙有“私情”，则是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得功名、做老爷，都要拜圣人所赐。

相对于一人一事、一时得失，作为整体的士大夫阶层的确可以宣称代表着“公”，而相对于全天下的人来说，士大夫阶层又有自己的“私”。孔庙就是这么一个既“公”又“私”的神圣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