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驳之后，郭嵩焘在请饬部存案的奏折中称湖南“人文僻陋”。在为王夫之辩护之后他特别指出，《船山遗书》虽然经曾国荃采辑刊刻，但是至今“仅及十年之久，尚未甚显于世，其名至今不出湖南北”，王夫之还只是湖南一隅之士。郭嵩焘承认王夫之的声名尚未显于天下，期待后世“有读其书而考知其人之学行以感发兴起者”，并重新提出从祀之请。

在私下的一些文字中，郭嵩焘表达得更加明确。《船山祠碑记》说：“吾楚幸得周子开其先，而自南宋至今，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先生者，岂非其人哉？”先是“意必有其人”，然后才想到“船山先生”，王夫之分明是被挖掘出来以光大“吾楚”学统的。

道咸以后，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一代湘籍士人与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中兴将相”相继崛起，奠定了湖南人在全国区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但传统的观念是，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是“立德”“立言”，而不是“立功”，而此前的湖南又恰恰是这样一个文化沙漠，几乎举不出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郭嵩焘曾说：“自汉诸贤祀于学者，濂溪倡有宋道学之先，楚以南无得祀者。徐氏集经说百二十有一人，阮氏集国朝经说百有二人，楚以南无得叙录者；前无与承，后无与述，相与沉沦汩没，终安于卑陋。”（《江幼陶重修新宁书院记》）

这种情况自然引起新一代湖南学者的极大忧虑。除了在内部广为联络、形成一个相对紧密的士人群体之外，他们还热衷于搜集本省先贤事迹，整理乡邦文献，力图将湖南士人塑造成一个由来有自、传承有序的学者群体。以邓显鹤为例，《清史稿》本传称其“尝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汲汲彰显，若大谴随其后”。刊刻《船山遗书》而外，他还曾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沅湘耆旧集》二百卷、《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等，在濂溪时又重订周敦颐《周子全书》，辑欧阳玄（浏阳人）《圭斋集》等，湖南文献因得以大显。

郭嵩焘的这种期望在湖南士人中具有普遍性。更早一些，陶澍题船山祠的楹联就称：“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鲜明地表达出湘人试图突破王夫之“一乡之士”的形象，而将其定位为“天下士”的努力。但是要想将乡贤塑造成“天下士”，首先还得靠本乡之士的一致努力。

在提出从祀奏请以后，郭嵩焘随即“寄省城徐云渠以下公信一函，述悉二十日奏请船山先生从祀文庙一节”，为请祀争取湖南人士的舆论支持。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湖南竟没有一个人响应他。在光绪五年（1879）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郭嵩焘写道：

具奏王船山先生崇祀文庙两庑，自揣所言不足取信朝廷，政府诸公视王夔石文章道德，百倍胜于鄙人，特请饬湖南巡抚开具事实，咨送其遗书礼部。以一书托之省城诸公，凡三十余人，无一回信者。顷归家询之，则李辅堂实倡其议，谓船山不足入两庑，诸人噤不敢言。

王夔石即王文韶（1832—1908），浙江仁和人，光绪四年（1878）三月由湖南巡抚转署兵部左侍郎，并在军机处学习行走。郭嵩焘托他饬湖南巡抚将王夫之的生平事迹及《船山遗书》咨送礼部，他自己又遍托湖南全省官员，不料却没有一个人回应，后来才得知，阻力来自李辅堂。按李桓（1827—1892）字辅堂、黼堂，湖南湘阴人，其时正在从事《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的编纂。郭嵩焘对湘人的冷淡十分愤怒：“其待二百年前乡先达、理学名儒如此，于并世之人何有哉！以是益知湖南人之不足于提拔也。”

郭嵩焘的碰壁，可能和他与湖南士绅关系紧张有关，但也可以说明当时湘人对于“乡前辈”王夫之的态度尚不统一。尤为重要的是，此前从祀诸儒大多由县域地方士绅共同发起提请，自下而上推动实现，郭嵩焘此次请祀先在朝廷层面发起，遭遇挫折后进而动员湖南阖省官员，完全是自上而下的策略，甚至根本未曾到达王夫之籍贯所在的衡阳县，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嫌疑。既然湖南人自己对于王夫之应否从祀孔庙都有分歧，那么朝廷的驳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