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的城市中，孔庙（或称文庙）可能是最常见的古建筑。即便在拆建一新、古迹荡然的地方，往往也有一座孔庙历经沧桑而得以保存。保护比较好的，一般都会作为景点供人参观，偶尔还会举行一些文化活动。

传统社会中，完整的孔庙应该与本地官方学校并列，左庙右学，合称“庙学”，构成一个完整的文教场所。至于孔庙本身，则应由大成殿、东西两庑、崇圣祠及其他附属建筑构成。只不过今天保留下来作为景点的孔庙，格局完整的并不多见。

北京孔庙大成门（约翰·汤姆森摄于1871—1872年）

庙学原本的功能包含三个部分：科举、教育、祭祀。如今科举早已成为历史，教育另有现代学校承担，祭祀则只有曲阜等地的少数孔庙举行，但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带有表演性质的文旅项目。或许，最能体现孔庙作为“庙宇”性质的只有前来求拜的高考生和他们的家长了。

孔庙角色的转变，是近代历史演进的一个小小缩影。

进入民国，帝制不再，孔庙祀典之存废立刻成为争论焦点，诸如政府祭孔、学校尊孔、祀孔仪节之改革、孔庙空间之利用、学田产权之归属等问题，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经过短暂的混乱，北洋政府在1914年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层面的祭孔典礼。与此同时，尊孔、反孔两种思潮亦在思想界激烈缠斗，对孔庙的态度既有形而下的利益之争，也有形而上的象征意义，变得愈加复杂。在彼时的政治形势与思想背景之下，这项典礼也只能有一次算一次、一次异于一次了。

1928年2月18日，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刚刚改组完成、北伐尚在进行中，蔡元培主持下的大学院就发布通令，要求在全国废止祭孔祀典，理由是祀孔乃历代帝王牢笼士子以“尊王忠君”之手段，“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

这份禁令与其说是一项改革，不如说是对现状的确认与规范。将孔庙挪作他用的进程早已开始：清末开启的“庙产兴学”本来说的是将佛寺道观用于开办学校，到民国也波及孔庙；作为新事物的历史博物馆需要空间，许多人想到的也是孔庙；有些地方举办民众教育馆以开民智，孔子有教无类，祭祀他的庙宇自然责无旁贷。禁令加速了这一进程。

1934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对全国孔庙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收回的数据涵盖16省市中的6市、817县，主要人口稠密地区都在其内。汇总的结果是，这些地区共有孔庙874座，其中残毁17座，被学校、教育局、民众教育馆等教育机关占用532座，被地方公所及党部占用132座，被公安局、保安队等军警机关占用72座，其他状况者165座。看来，此时绝大部分孔庙都已经挪作他用，不再具有“庙宇”的性质或功能。不过，占用孔庙的大多数是教育机关，倒也符合孔庙原本的精神和定位。

此次调查，系为制订新的孔子纪念办法做准备。随后，政府公布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这些纪念活动多在孔庙举行。然而，“祭祀”与“纪念”大不相同，参与的官员、学校学生与过去的功名阶级是两码事，释奠、丁祭这些孔庙祀典与诞辰纪念也是两码事，跪拜、乐舞跟鞠躬、讲话当然更分属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项纪念活动中，与孔子一同占据中心地位的还有国民党党歌、党旗、总理遗嘱，自然也是与时并进的改革。

伴随着功能转换的，是孔庙开放性的增加。科举社会中，孔庙基本上是被官府与士绅阶层垄断的礼仪空间，很难看到一般民众的身影，即便是功名阶级，也只在特定时间才能进入孔庙，以规定的角色参与特定的礼仪，极少有出于自身“信仰”而进入孔庙的情况，“尊而不亲”是孔庙与孔子的常态。现在孔庙成了博物馆、办了展览会，抑或变成学校、挂牌民众教育馆等等，开放度都大大增加了。

有些孔庙被改建成公园，变成一个完全开放的休闲场所，也有些被用来举行诸如“总理纪念周”、公共演讲乃至追悼会、展览会等仪式性、公共性活动。这些用途就把孔庙单纯地作为一个空间来使用，与儒家、孔子只有象征性的联系。

不过，公共化并非孔庙近代命运的唯一面相。1949年之后，大量孔庙被政府机关、军队或工厂占用，重新关上了大门。“文革”中古迹受到剧烈破坏，孔庙作为孔家店本部自然难逃厄运，然而有些被占用的殿宇却也逃过一劫，真是吉凶相倚，祸福难言。但如此保留下来的建筑，往往只有一个空壳，内部设施及空间早被毁坏或改变了。

拨乱反正以后，孔庙渐又重回公共视野。在文物保护、博物馆、文旅、非遗等多种潮流的推动下，如今的孔庙大都成为整洁、有序的展览空间，但同时也大都经过重修或重建，属于古今共建的新古董。随着儒家在社会文化中的形象日益正面，孔庙又成为民间儒学复兴运动的首选场所。

但即便如此，受到观者瞩目的一般也只是大成殿内几位圣贤，尤其是居中的孔子。在绝大多数孔庙中，东西两庑中供奉的历代先儒先贤神位则早已不知去向，两庑也被改造为展览空间，另作他用。这像极了一般印象中的儒家，那是一个始于孔子、两千多年变化不大的固定的思想体系，而非由历代儒者支撑起的、流动多歧的思想集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