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光二年（1822）到道光八年（1828），连续从祀了六位先儒，几乎每年一位。到道光九年（1829），御史牛鉴又奏请从祀清初大儒李颙（1627—1705），礼部的意见仍然是赞同。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对于礼部的覆奏都照例批准，只是这次道光帝大概觉得这几年从祀有些频繁，决定干预：“先儒升祔学宫，祀典至巨，必其人学术精纯，经纶卓越，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报。若仅著述家言，阐明心性，未有躬行实践，超越等伦……似此者亦不乏人，何能尽登两庑。”（《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三）

这道上谕对晚清时期的孔庙从祀影响巨大。“著述家言，阐明心性”暗中对应“传经”“卫道”两条标准，此时却让位给“躬行实践”。有意思的是，此前从祀诸人，从刘宗周到陆贽，都应该算得上“实践”之儒，只有孙奇逢、李颙主要以学术见长（但在理学的语境中未必没有“实践”），看来道光帝不满的主要是纯粹的“著述家”，这与孔庙重视“传经卫道”的传统颇有差别。

这盆冷水泼下，十来年不见有从祀的呈请。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二十二年，《江宁条约》签订。直到二十三年，才有江西巡抚吴文镕奏请将文天祥从祀孔庙——若论“躬行实践”，文天祥肯定够格。

早在元代，就有人提出为文天祥建祠立庙，最晚在明初，京城等地就已建有文天祥祠。明清两代，对文天祥的尊崇一直得到官方的支持。弘治十六年（1503），朝廷允准在文天祥故乡江西吉安府建祠，中祀文天祥，配祀文天祥部下忠义之士，此即庐陵螺山文丞相忠义祠。

螺山忠义祠原从东岳庙改建而来，历经重修增建，存续四百余年，是最重要的文天祥纪念空间之一。1936年，本地士绅邹鹄等借祠宇重建之机，编成《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其中完整收录《文丞相从祀原案》，罕见保留了地方政府提出从祀呈请的行政流程。

《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所收文天祥“从祀原案”

原案第一件，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二十二日《吉安府为详请从祀事》。内称：“本年四月初五日，据卑府儒学兼理教授勒容堃、训导刘拱辰详称……卑学趋跄文庙，瞻仰先儒牌位，窃思文信国公仁至义尽，未经从祀，似为缺典，为此禀恳详请转奏从祀，以正道统而维名教等情到府。”

接下来吉安府举出的理由，主要从地方角度立论，说吉安府自宋明以来贤哲辈出，欧阳修、罗钦顺都已经从祀，只有文天祥还未曾议及。乾隆三年（1738），高宗曾作御制文一篇，对文天祥极尽揄扬，可为万古定论。

在节操方面，文天祥当然无可挑剔，在著述方面，也多有可采。吉安知府摭取《文山文集》中与“道”“理”“心”有关的文字，如举进士对策中所说“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劄子中所说“圣人之作经也，本以该天下无穷之理，而常足以拟天下无穷之变，后世兴衰治乱之故，往往皆六经之所已有”等等，总之凡是抽象一点的言论，都被挑出来作为文天祥足以继承道统的论据。

吉安府的呈文最后说，“兹卑府儒学禀请从祀前来，卑府复饬庐陵县知县蒋予检、庐陵县学教谕涂琳、训导李鸿绪商诸绅士，舆论佥同，似可从祀文庙以崇先贤而维风教”云云，请求宪台批示。

呈文之后，附了事实清册一本——所谓事实清册，指的是在祠祀事务中（例如予谥、旌表、入祀乡贤名宦、从祀孔庙等）向主管衙门提供的传记类材料，类似如今的“某某人生平及先进事迹汇编”。文天祥的事实清册一共九条：

一、《宋史·文天祥列传》

一、公之学，以立诚为主

一、公之自守甚确

一、公之学，以程朱为宗

一、公之学，辟异端而崇孔氏甚力也

一、公登进士第一，而不以科第介意也

一、公之自奉，甚清约也

一、公之作吏，政绩著明也

一、公忠孝之性，发于自然也

其中所录《宋史》本传只是节略，其余各条均罗列文天祥言行，数百字不等，而结以“论者谓收宋三百年养士之报、立千万世人臣之极”。

呈文先送江西布政使费开绶、江西吉南赣宁兵备道陈士枚。五月二十一日，费开绶批：“谨案宋贤信国文公经术起家，忠忱报国，万古仰日月之炳，一编传洙泗之微，允宜配享庙庭，以维风教”，然后请督、抚、院批示。

六月十一日，陈士枚批：“宋贤信国文公忠以励节、诚以宅心，既守义以淑身，统承洙泗，复捐躯以报国，光炳日星，允宜崇祀庙庭，以维风教”，再请督、抚、院及藩司批示。——其实藩司已经批了，他还没见到。

闰七月初七日，江西学政孙瑞珍、巡抚吴文镕、署理两江总督璧昌的批示奉到，都很简短：学政“候抚部院核办，仍候督部堂批示”，巡抚、总督都是请布政司确查详议。总之，都没意见。

接下来是江西布政使费开绶给巡抚的《为详请会奏请旨敕部核议事》，只是简单重复了从祀理由。然后就是江西巡抚吴文镕领衔、会同总督与学政联合上奏的《为宋臣文天祥完行纯忠志宗孔孟请从祀文庙以彰正学而阐幽光折》，这才到朝廷层面。

闰七月初八日会奏递上，八月二十二日朱批礼部议奏。礼部覆奏以刘宗周、黄道周为比，主要还是强调文天祥的“浩然之气”，不像事实清册那样硬要说他是理学传人。

最终，文天祥入祀孔庙西庑，位在宋臣何基之次。文天祥成功入祀，是否与鸦片战争后需要激励士风臣节的时代需求有关？至少在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常见的“维持风教”一类笼统的大词，未见有与具体局势有关的表达。不过，此次从祀系自下而上发起，不同层级人士在纸面之外是否另有真实想法，抑或根本由某位重要人物授意，下面只是奉命走流程，已经不得而知了。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记载了一个难以求证的细节：

道光朝，江西抚臣奏请以文信国从祀文庙。其初，部议犹以信国豪华自奉、声伎满前为踌躇。久之议上，成庙谕左右曰：“孤忠劲节如天祥，少年声伎何害。”卒俞其请。

事实清册中节录的《宋史·文天祥传》省去了这些话：“（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陈康祺记下这个故事或许只是为了渲染道光皇帝表面上节俭成性，以至于连前贤的少年豪奢也成为臣下的纠结。

另外，此时担任礼部尚书的是龚自珍的叔父龚守正，日后，“议准文信国从祀文庙”成为他传记中最重要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