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受了刘宗周从祀成功的鼓励，道光三年（1823），通政司参议卢浙（1757—1830）提请同样有王学背景的汤斌从祀孔庙。

汤斌（1627—1687），河南睢州人，仕至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他为官清廉，为人简朴，人称“豆腐汤”。在江苏巡抚任上，汤斌大规模拆毁“淫祠”，是正统理学家的代表。

以上事迹自然都成为卢浙奏疏中的论据。他特别指出：“汤斌之学，其初用王守仁良知之言以立根脚，而居敬以立体，穷理以致用，既尊德性，仍道问学，实与程朱同出一辙”，并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定论，称他“能持新安（朱熹）、金溪（陆九渊）之平”。卢浙给汤斌的定位是，本朝儒者以陆陇其、汤斌二人为最，陆陇其已于雍正二年（1724）从祀孔庙，现在需要考虑汤斌的问题了。

礼部对于卢浙的奏疏并无异议。不过他们覆查旧案，却发现一个障碍：汤斌从祀已经在乾隆年间提出过，但被否决了。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帝西巡五台山。三月十八日，趁着皇帝经过保定，大理寺卿尹嘉铨同时递上两份奏折。第一份是请求乾隆帝给他的父亲尹会一赐谥号，皇帝看了批示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语气已经很不客气。待看到第二份奏折，皇帝勃然大怒。

第二份奏折中尹嘉铨说，他的父亲尹会一曾任河南巡抚，在任时曾经呈请将汤斌从祀孔庙，当时廷臣会议认为，汤斌虽然是贤臣，但著作不如陆陇其之多，因此驳回。但尹会一并不死心：

臣父以远臣不敢再渎圣聪，然时时垂涕语臣，示以从祀诸人元儒有四、明儒有六，我朝大儒首推汤、陆，陆之文学固愈于汤，汤之德政实贤于陆，今也取陆而遗汤，似与圣门四科先德行而后文学之意有间。况当盛世重熙累洽之后，雅化作人，名臣辈出，堪以增祀者尚不乏人，而从祀者只有一陆陇其，尚未及元、明诸儒之众多，终属缺典，小子识之。臣承庭训，四十年来不敢愆忘，昔者蒙恩特用部曹，曾充会典馆纂修五载，得以遍观八旗及各省通志诸书，详考国史，见得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行实皆在汤斌之亚，均堪从祀，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伏乞皇上特降谕旨施行。谨奏。

这段话实际上说了六个人。除汤斌外，范文程（1597—1666）系清朝开国文臣，清初规制多出其手；李光地（1642—1718）是康熙年间“理学名臣”；顾八代（？—1708）是满洲镶黄旗人，伊尔根觉罗氏，曾任礼部尚书，在满洲大臣中汉文和理学修养最好；张伯行（1651—1725）亦是康熙、雍正间大臣中之理学家。

至于这份奏疏的真正主角尹会一（1691—1748），他于乾隆初年曾署理广东、河南巡抚，官至吏部侍郎。持平论之，尹会一曾增订《洛学编》，在任时还命所属各州县建立社学，也算是理学中人，从官方给他立的传记来看，居官还颇有善政。

不过像这样的大臣，可以说俯拾皆是，尹嘉铨替乃父想出来的从祀理由，主要是乾隆帝曾赐诗一首，以鼓励尹会一孝母之举。那是在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因为尹会一奏请辞官奉母，乾隆帝特赐御制堂额、楹联、诗章，其中御制诗是这样写的：“聆母多方训，于家无间言。庥风诚所励，百行此为尊。名寿辉比里，孝慈萃一门。犹闻行县日，每问几平反。”最后一句，用的是西汉京兆尹隽不疑“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所平反”的典故，意思是尹母对儿子做个宽仁的好官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是褒奖，主要也是套话。

可以想象，乾隆帝看到这份奏折，已经暴跳如雷，因为朱批只写了几个字：“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令军机处阅看查办。军机处当天回奏，大骂尹嘉铨“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同声要求重治其罪。乾隆帝随即颁发了长篇上谕，先说从祀孔庙“非人品、学问纯粹无疵、久经论定者”，孰敢轻议？所以本朝从祀者寥寥无几，宁缺毋滥，然后逐人批驳了尹嘉铨提出的几位从祀候选人：

汤斌在康熙朝曾侍理密亲王（即废太子胤礽）读书，但因为不能尽心辅导，所以导致理密亲王纵欲过度，终遭废黜，证明他不是一位好老师。

范文程本来是明朝的秀才，后来在我朝为官，虽然跟洪承畴那样的贰臣不同，但肯定算不上“纯儒”。

李光地在三藩之乱时曾在叛军中上疏告变，以表忠心，但外间传说，本来是陈梦雷与他一同列名，他却删去陈梦雷的名字，独占功劳，有违公论。

顾八代只是个翻译，通满汉文而已，居官循谨，并无过人之处。

张伯行虽然操守廉洁，那也不过是理所应当。而且他参奏噶礼一案，也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因为噶礼想要对付他，张伯行只能以攻为守，只不过为了保全自己。

至于尹会一，我当初赐诗给他，那只不过是想树立个榜样，让大家有个参照，其实他在巡抚任内也不过本分供职。后来因为他不能胜任地方大吏，才改任京官，连汤斌等人也比不上。尹嘉铨抓住我的一首诗就说他父亲已经列在“德行之科”，真是“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耶？”

尹嘉铨此次上疏，换来的是抄家和绞刑。查抄过程中，在尹家抄出不少书籍、手稿，乾隆君臣对此寻章摘句，对尹嘉铨极大地羞辱了一番，成为清代文字狱中相当特殊的一案。

道光三年的礼部如何应对这个尴尬的先例呢？覆奏说，固然乾隆帝否定过汤斌，但其实乾隆四十八年（1783）还有这样一份谕旨，内称理密亲王性情乖张，就算找了汤斌等人来辅导也无济于事。这个谕旨证明乾隆帝内心的真正想法是：理密亲王的堕落是他自己的问题，是身边宵小的问题，与汤斌等人无关，“是理密亲王不能受汤斌辅导之益，早在圣明洞鉴中”，因此汤斌跟范文程等有污点的人还是不一样。

但查《高宗实录》，最接近这个意思的谕旨应是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十一日关于传位的一份，其中说到：

圣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亲王为皇太子，并特选正人辅导，如汤斌、徐元梦，皆系公正大臣，非不尽心匡弼，乃竟为宵小诱惑，不能恪供子职，终至废斥，后遂不复册立。

搞错了时间，礼部未免太粗心，但能在浩如烟海的皇帝谕旨中找出这么一段，执笔者的文书功力可谓惊人。礼部最终的结论是，拟以汤斌从祀孔庙东庑，位在明儒罗钦顺之次。上谕允准。

其实礼部没有提到的是，除尹会一、尹嘉铨父子外，汤斌从祀孔庙的呈请还曾被提出过一次。

乾隆二年（1737）九月，吏部侍郎方苞请求将汤斌从祀孔庙，事见《方苞集》中《请以汤斌从祀文庙及熊赐履郭琇入贤良祠劄子》。方苞的动力是，就在这一年的三月，朝廷给汤斌赐了谥号，而且还是文臣中等级最高的“文正”，又补入贤良祠。九月，他就借着皇帝“求极言直谏之士”的机会，提出了呈请。方苞以陆陇其为比照，也提前回应了汤斌之学“杂以陆王”的批评，结语是“此海内有心有口者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议也”，颇有志在必得之感。

此议如何被驳回，史无明文。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说，乾隆帝即位之初，对方苞相当信任，用人行政经常征询他的意见，而方苞也颇有主见，得罪朝中不少大臣，结果导致大家约定，凡是方苞的提议，就集体抵制。传文说，“虽以睢州汤文正公天下之人皆以为当从祀者，以其议出于公，必阻之”，最后又说，“前此力扼睢州从祀之尚书，垂死悔恨以为疚心”。看起来，此次请祀是在满朝反对方苞的情况下，由某位尚书（当时担任礼部尚书的是魏廷珍）出面，坚决反对而作罢的。这是政争影响从祀的一个例子。至于这位尚书是不是在临死前还在悔恨，那就不能只信传记作者的一面之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