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不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结构，都面临巨大转变，此时的费孝通试图为传统中国社会各种权力运行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一种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解释体系，亦即他所谓的一个乡土社会权力运行的双轨政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自上而下的皇权轨道与自下而上的绅权轨道并行不悖，使得千百年来传统中国的政权模式和乡村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这种二元运作催生了“皇权不下县”现象——中央权力被悬置，从而避免了自上而下单一轨道的强制管控。基于这样一种上下分野的结构性关系而形成的基层自治空间，由乡绅阶层（包括致仕官员与科举士人）主导治理，他们安抚地方而不觊觎皇权，构成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结果是一种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皇权得以践行“无为而治”，并对其所掌握的权力高枕无忧；乡绅阶层则自主管理地方，保障文化精英免于体力劳作而维持体面生活。这种治理权威源于教化权力，实质是基于道德感召力的传统权威甚至卡里斯马（Charisma）权威。作为深度认同宗族的地方成员，乡绅竭力维护本集团利益。这种利益保护机制无形中稳定了基层秩序：皇权无须直接干预，避免政府在自上而下的轨道上开快车，更免去豢养官吏的巨额成本，转而依托乡绅的“软性权力”（道德教化、榜样引领、社区互助），构建起乡土社会超稳定秩序的自治根基。